【明報專訊】廿一世紀過了四分之一，生於1990年代末的「Gen Z」小朋友，逐個變成青年人。自小有智能電話作伴的他們，對影像一點都不陌生。在香港的30個Gen Z年輕人，參加了「青少年影像共學計劃2024」，不是學拍片做導演，而是學寫影評和做電影節策展。幾個影像教育工作者想帶給青年人什麼？青年人眼中的影像，又是什麼回事？
導師學員 互相學習
人類為了方便自己了解世界，總為事物發明一個又一個的標籤。根據《牛津字典》，在1990年代末至2010年代初出生的人是「Gen Z」。不少研究顯示，Gen Z的成員把許多時間花在數碼裝置上，閱讀時間減少，注意力持續時間短。記者上月曾就電影節專題採訪香港兩大電影節的節目策劃人員，他們均表達對新一代青年人觀影習慣的疑惑：究竟現在還有多少年輕人會到電影院看電影？大量接收影像資訊，甚至習慣了看短影音的他們，還會不會被電影感動？
記者採訪負責策劃放映會的數個學員，意料之外的是，他們的看片量可能比一般影迷還要多——中學生Oscar在電影愛好者社群平台Letterboxd上的記錄顯示，他自2023年到現在，看了超過84齣電影；大學生小明則共看了超過143齣。
電影菲林修復員、計劃導師吳若琪說，世代可能不是人與人相處的重點。雖然她觀察到一些新世代的特徵，如有些人的花名很非典型、很可愛，但她沒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想法，亦不為世代差異擔憂。她說自己與計劃學員平等相處，互相分享和學習各自看事物的角度；人際間的差距，比起年齡，更可能是性別和興趣。計劃是一次「共同學習」，經常「圍圈坐」，比起由上而下的授課，導師更多時候提出問題，再從學員的答案中延伸。
計劃涉及兩個階段，首先是「影像欣賞」，為學員介紹電影歷史、影像語言及觀看角度；第二階段為「影像評論與策展」，講述影像評論及策展等知識，參與「香港亞洲電影節」評審工作，選出「學生評審團獎」，並一手包辦選片、宣傳及統籌工作。歷時約半年的計劃，不涉及拍攝教學，學員的學習成果不是影片創作，而是影評文章，以及在30齣短片中選出10齣短片，以個人身分與歸屬為主題，舉辦放映會。選片包括現居柏林的中國導演李蔚然的錄像散文《我在家中漸漸消失》，以及香港導演曾翠珊的舞蹈短片《一一》等（完整片單見：art-mate.net/doc/81258）。
從理解影像建立自身觀察
「不需要因為我年紀小，就給我很多關注。」還在讀中四的學員Cyan這樣說。剛剛升讀大專的學員Agnes表示，年紀比她小的Oscar，反而對電影認識更多。「共學好玩的地方是不強調年紀差別。」即將從大專畢業的小明指出。這群學員年齡橫跨14到28歲，大部分曾在中學或大學階段經歷疫情和網課。
吳若琪最初懷疑，疫情生活會否令這群青年人不懂與人交際，「結果第一天（上課）去到現場，完全沒有問題，一兩天後已經不似剛認識，不需要有我們在，他們已可相處」。她建議覺得青年人難懂的人，多看時下流行的動畫片，如《膽大黨》（DAN DA DAN），或能改善與年輕人溝通的技巧。
計劃團隊強調，共學計劃是「影像教育」——學會觀看影像；其歷史可追溯至法國1980年代文化部和教育部擬定的教育方法：以影像為學校藝術教育的主要項目，從涵蓋不同藝術領域的電影開始欣賞藝術，建立個人觀點，乃至開始不同形式的創作。一方面，影像教育可培養人們對影像資訊的批判力；另一方面，養成觀影品味後，人們能更深刻表達對影像的感覺和詮釋。此外，當時電視已普及，法國電影業也面對青少年電影觀眾人數下降的趨勢，影像教育除了惠及學生，也能幫助產業發展。此模式後來被應用在其他歐美和東亞地區，如荷蘭、加拿大、韓國和台灣等，把電影納入人文學科的常規教材中；香港則未有類似的做法。
計劃發起人、一籽藝術創辦人張婷婷指，香港青少年學習影像，通常要到大學才能讀到電影相關科目，中學時多數只有課後活動，最多只是教怎麼拍攝，甚少教授賞析影像的方法。她與團隊今次得到藝術發展局資助，公開招募中學生和大專生參與，從百多個報名者中選出30個，是一次影像工作者接觸青少年的嘗試。計劃教學助理、參展導演麥寬郁說，比起教年輕人知識，她更想讓學員理解影像後， 對所接觸的影像和生活有自身觀察，不只是當被動的「接收者」。大部分學員非修讀電影相關科目，計劃團隊認為，學員完成計劃後不從事電影或相關創作亦沒有問題，關鍵是將看事情的方法持續應用在生活中。
走入電影世界 如打開感官大門
團隊把共學計劃的主題定為「身體之家」，課程涵蓋影像與身體和性別等單元。雖然計劃沒有直接提及社會運動議題，學員策展的放映會選片《我在家中漸漸消失》，略略提及2019年香港的社會運動。問他們為何主題非政經大事，或較宏大的社會思潮，麥寬郁認為，不應該預設所有人都對同一類型的影像和事情感興趣，「看電影可以有歷史事件的共鳴，也可以有個人的感情起伏」。團隊幾人覺得，影像交流不需要基於特定的年份數字，在大環境變化時，如何自處是重要課題。
負責策劃放映會的小明在大專主修醫療相關科目，同時熱愛電影，尤其疫情後，每逢百老匯電影中心有新戲上畫，她就會抽時間觀看。對她來說，觀影時探索自己沒體會過的時空和情感，「帶給我的情感，甚至比現實生活更多，是開啟感官頻道的一道門，又會帶入日常生活當中」。
目前香港電影創作人要適應不同新法例，大如《港區國安法》，小至《電影檢查條例》修訂，不少人認為限制增加，也有人認為行業有望由治及興。小明指，藝術上的紅線，很多時候反映整體社會變化，電影創作只是其中一部分，她認為適應變化是必須，但「又不應該適應晒，人要靈活，但心要硬淨，好似好老套𠻹」。即使電影無法直白表達社會政治理念，她覺得觀眾在了解不同電影創作的脈絡，「能get到多點」後，作品反而格外有共鳴、更有力。
如他們幾個一般，頻密看電影的Gen Z年輕人是否屬少數？Oscar、Cyan、Agnes和另一個學員Hitomi是認同的。Agnes感慨，身邊朋友多數透過網上討論和宣傳熱潮認識商業電影，「哪套多人看就去看哪套」，不多人關注藝術、小眾電影。他們認為多數朋輩把看電影視為社交活動，傾向有伴才會到戲院看，目的或是為了聊天有談資，如「最近《破‧地獄》上映，你有沒有看，有沒有哭」；這與為了賞析電影而看不一定有高下之分，但他們參加計劃後，發現有更多角度觀賞電影，如戴了副特製眼鏡，如研究劇本、色調和構圖的用意和價值觀。
教材選主流以外電影作品
身為有智能電話、手提電腦陪伴成長的一代，到戲院觀影還重要嗎？還是在家打開串流平台已經足夠？Cyan不同意，她說用個人電子設備看電影的最大缺點，是「可以撳個pause掣」，家中有不同事情，容易讓自己分心，當按了暫停，便會覺得日後再看都無差，惟觀影已經不連貫。
然而，他們發現科技發達不全是壞處。Oscar會在串流平台上看經典電影，另一個學員Nadia因為疫情間被困在家，才開始在互聯網上發掘電影世界。電影片庫串流平台The Criterion Channel的YouTube頻道，訪問不同知名電影人推介片單，是不少學員的探索來源。
計劃結束後，有的學員想從事創作，有的希望繼續策展，也有的因為電影愛上演戲。導師吳若琪表示，正如她為學員選的另類電影教材，不是一直主導電影業、由英語系男性導演的作品，希望更多人知道生活和創作不止一種方法，她想學員知道，電影創作不止有導演一種崗位，從事行政、場務、評論、教育等的工作者，同樣不可缺少。
文˙ 梁景鴻
{ 圖 } 梁景鴻、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