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專欄：美國稅改將如何影響中國與台灣

至12月20日，共和黨人控制的美國參眾兩院終於通過了《減稅與就業法案》，除個稅降低、貧困家庭免稅額增加之外，重中之重是：處於工業化國家當中稅率較高的美國企業稅將從35%降到21%。這一30年以來美國最大的減稅方案將使美國成為全球稅收窪地，對世界主要經濟體產生數重效應，對中國與臺灣資本的影響尤其直接。

第一大效應：促使美資回流本土

美國減稅方案對於企業海外存留利潤的一次性收稅，將促使美國海外資金大規模回流。據稅務專業人士分析，不少美國企業在海外囤積了很多利潤。最近幾年，歐盟對蘋果公司開出巨額罰單後，法國、義大利相繼開出為數不菲的罰單。各國分吃美國企業海外利潤的情況，讓美國公司失去了安全感。有統計顯示，當前美國企業海外收入預計在2.5萬億至3萬億美元之間，如果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計算，預計將有約8000億至1萬億美元資金回流，這在短期內將影響全球資本流動。

美國財政部長努慶（右）與白宮經濟顧問科恩日前宣布稅改方案。（湯森路透）

第二大效應：國際資本將從中國轉移到美國

與稅改後的美國稅率相比，中國的法定稅率為25%，但這只是所謂「小稅收」，如果將企業各種負擔的費用計算在內（稱為「大稅收」），實際稅率超過40%。香港以低稅著稱，但美國減稅後的稅率將降至21%，與香港接近。美國這一「稅收窪地」效應，對世界各國都形成壓力，吸引資金流向美國。一些先知先覺的美國企業已經開始有所動作。據悉，蘋果公司把部分Mac電腦的製造從中國轉移回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已陸續從中國、日本和墨西哥撤回部分崗位。據報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一些企業也考慮在美國投資，臺灣富士康在美國的專案已進入落地實施階段。

第三大效應：在全球掀起減稅潮

美國減稅涵蓋了企業稅、個稅等方面，這對高稅收國家例如歐盟、中國都產生了影響。美國稅改後，將吸引製造業、智慧財產權和高科技人才的「三重回流」，這種回流勢必產生效應外溢，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一輪減稅潮。英國首相發言人已表示，本屆內閣決定，至2020 年將企業稅下調至17%。在印度，莫迪政府推出了針對個人和中小企業的減稅計畫以及稅種減並改革。日本行動更快，12月14日，日本執政聯盟自民黨和公明黨批准了一個減稅提案，將企業稅率從30%最低降至20%，並計畫從2018財年開始，有效時間為三年。法國也在討論如何推進減稅方案。以此觀之，2018年或將成為全球稅改年。

美國減稅涵蓋了企業稅、個稅等方面，這對高稅收國家例如歐盟、中國都產生了影響。（湯森路透）

第四大效應：對中國稅收制度產生結構性壓力

《福布斯》雜誌每年發表一個稅負痛苦指數，指數越高，一個國家的稅負越重。根據《福布斯》去年的計算，中國大陸的稅負痛苦指數在列出的50個國家中名列第二，僅次於法國。

中國企業稅負過重，中國國內早已討論過好幾輪。就在2017年年初，財政學者李煒光批評中國徵稅過重，認為40%的稅負對中國企業意味著死亡，可稱之為「死亡稅率」。與此同時，已在美國投資的中國「玻璃大王」曹德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中國稅收全球最高」。一時間，民間減稅的呼聲達到歷史頂點。　　

財政學者李煒光曾批評中國徵稅過重，認為40%的稅負對中國企業意味著死亡。（湯森路透）

美國的減稅政策對中國將帶來多重衝擊。首先，將從投資上對中國實體經濟帶來壓力，導致中國民間資本流向美國；其次，伴隨著美聯儲加息，將從資本流動上對中國金融市場形成衝擊。國內已有專家指出，一旦這幾種壓力形成「共振」，中國經濟既受「外傷」，又有「內傷」。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毫無代價地將美國「減稅+加息」這樣的壓力組合完全拒之門外。還有不少研究者估計，這種巨大的外部壓力或推動中國稅改和減稅。

第五大效應：讓臺灣企業有選擇新投資寶地的可能

資金、技術、人才回流美國，勢必擠壓中國在生產資料、人力等方面的成本優勢。尤其是大幅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對臺灣企業前往美國發展有正面促進作用。外界擔憂的邊境調整稅，美國此次稅改方案並未提及，這點將大幅降低臺灣企業疑慮，大型企業台積電，鴻海，短期必須被迫設廠的壓力也稍稍舒緩。

鑒於中國投資環境日益劣化，台商早就思謀遷往他國 。2017年6 月下旬，美國舉辦盛大的投資高峰會（Select USA Summit），全球兩千多位企業代表前往參會，臺灣共有 140 人、84 家廠商參加了這次會議，其中有市值1700 億美元的台積電、資本額不過百萬美元的畜牧業，都到美國尋找商機。在眾多台商中，郭台銘那三千億新臺幣、投資範圍橫跨 6 州的「飛鷹計畫」備受矚目。美國稅改方案實施後，可以促使更多的台商從中國撤出，落戶美國這塊新的投資寶地。

美國近年雖顯露頹勢，但畢竟是全球第一強國，一場減稅造成的蝴蝶效應，就在全球刮起了一場大風。從長遠來看，美國減稅的五大效應，將在全球範圍內增進企業活力，提高政府效率。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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