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敬之在官司敗訴後，於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舉辦記者會，伊藤詩織異常冷靜地坐在台下，像其他記者一樣在電腦上打字。我們驚呼這個舉動實在太驚人，問她怎麼做事前準備？現場是否有跟對方眼神接觸？在我們面前，她放心展露脆弱，表情嚴肅起來，失憶般小聲說：「我不認為…我不記得了…」她要了一杯濃縮黑咖啡，勉強打起精神，繼續說：「無法事先準備，也不知道該怎麼做…我無法預測自己的身體會有什麼反應，所以我帶了2位我最信任的記者朋友，坐在我的左右兩邊，如果發生什麼事，我可以找他們。」
伊藤詩織說：「外國特派員協會一開始很猶豫，他們認為我不應該去，但後來他們說我是記者，有權利出現在那裡。對我來說，以記者身分出現在那個房間裡，就是一個訊息—我挺過來了，他沒能擊垮我。那比官司勝訴本身更重要。」陪伴伊藤詩織經歷多場法律訴訟與死亡威脅的製片人漢娜．阿奎林（Hanna Aqvilin）說，詩織當時經過深思熟慮，與友人、其他記者討論後，決定出席這場記者會，「她的出席，是堅韌的象徵，也是這場倖存旅程中的重要時刻。」
「詩織選擇公開她的故事，這完全是她自己的決定。我認為，當時沒人建議她這麼做。她選擇做她認為正確的事，即使這伴隨著巨大風險。」漢娜．阿奎林陪伴伊藤詩織走了將近10年的旅程，坦言《黑箱日記》拍攝過程特別艱難，因為這是一部關於伊藤詩織自身生活的作品：「倖存的意義在於持續活下去。這不像民事訴訟，勝利以後就能輕易翻篇。我認為，整部《黑箱日記》反映一個現實—性暴力傷口可以癒合，但疤痕會一直存在。」
書寫發聲 復原是未完的旅程
漢娜．阿奎林說，許多人讚伊藤詩織「堅強」「勇敢」，但伊藤詩織其實很抗拒這種「讚美」。「在日本，詩織的案件成為一個象徵。她明白，如果她沒有成功，可能會讓其他倖存者失去站出來的勇氣。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正如詩織所說，她只是個普通人，並不是真的堅強，只是她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前行。」
「在艱辛的拍攝日後，詩織總確保我們能享受美食、飲料，還有歡笑。她非常關心人，常為團隊做飯，尤其擅長做火鍋。她的廚藝真的很棒。」漢娜．阿奎林說，伊藤詩織總是隨身攜帶香料、蒐集各國辣醬，也常自備小禮物送給拍攝團隊成員。
漢娜．阿奎林也觀察，伊藤詩織有超強行動力，「詩織曾赴獅子山共和國，報導女性生殖器割禮（FGM）議題。她獨自前往當地報導這個關於不公正的故事，她與人建立聯繫、並贏得信任的能力，讓人敬佩。」「她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情，並且對改變世界深懷使命感，希望報導、傾聽那些受壓制、被忽視的聲音。」
伊藤詩織與漢娜．阿奎林合開的製作公司取名「Hanashi」，既是2人名字的合體，也是日文「發聲」的意思。藉由書寫與發聲，伊藤詩織找回自己的話語權與主體性，那也是療癒與復原的重要關鍵。談到復原，她嘗試過打泰拳、瑜伽、冥想，去年5月還踏上「四國遍路」88所寺廟朝聖巡禮，環形路線全長1,400公里，她花2週走了400公里，還跳進海中，感覺到不再背負著身體重量的輕盈感。她說自己進步了，「當我恐慌發作、呼吸困難時，我學會如何應對。復原是一個持續的旅程。對我來說，完成這部電影並分享，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療癒方式，因為我可以重新建構自己的故事，擁有講述這個故事的主導權。」
惡意蠢動 曾經的家不再安全
2022年烏俄戰爭爆發，她前往基輔記錄戰爭下的性暴力罪行，「我發現只有一起報案紀錄，而且是由當事人的朋友報案。戰爭後人們首先要逃難，要活下來，所以對女性來說，談論這些事真的很困難。我去了性暴力中心，發現烏克蘭和東亞很相似，心理治療並不普遍，仍然帶有很多汙名。那裡的一位諮商師告訴我：『要復原，首先需要一個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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