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著名歷史學者黃克武赴香港中文大學講學簽證被卡，證明香港學術自由已經步入終結。港府對台灣學者的背景審查，起自2015年雨傘運動之後。北京和港府認為，傘運是香港「台灣化」的結果，是在香港任教的台籍學者向香港學生灌輸了「激進」政治的思想。對香港大專院校進行「去台灣化」，在2019反送中運動前已持續許久。香港曾經作為亞洲和華人社會學術自由中心的地位，漸漸結束。在港府目前「打擊軟對抗」的政策下，人文社科學術發展將步入寒冬。
國際化、薪酬高、政治中立 香港曾是華人學術自由之都
香港的大專院校與學術界，曾經擁有華人社會最為優渥的研究環境，因為香港特殊的歷史脈絡，當地學界不論是教學體系、還是研究評核準則，都是採用英美的學術框架。香港八所政府公立大學，全部是採用全英文教育，英文是大學日常的工作和教學語言。而香港學界的學者，則來自全球各地，匯聚了頂尖人才，這其中也包括了台灣與中國大陸兩邊具有國際學術地位的拔萃人士。再加上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經濟及資本運作活躍，香港學界的薪酬非常之高，對全球人才具有極大吸引力。
說起學術自由，香港曾經自立於兩岸冷戰和對峙之外，處在英國管治之下，大學奉行學校自治和教授治校原則。當台灣經歷戒嚴、中國大陸經歷文革政治運動時，香港則依靠自身英國式的學術體系和社會寬容環境，吸納了不願被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南來文人和機構。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嶺南大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香港獲得重生。曾經在台灣和中國大陸無法進行的課題研究、無法發表的論文、無法寫作的專書，都可以到香港來完成。
伴隨著台灣民主化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即便在1997香港主權移交初期，香港的學術優勢並未明顯減少，反而憑藉其英文化、國際化、高薪酬以及自由環境，依舊將海峽兩岸的頂尖學者、學生，吸納到香港的教育體系中。對理工科而言，科技成果、智慧財產權，在香港更加容易商業化。對人文社科學者來說，香港是進行客觀、中立的中國歷史、社會、文哲研究的最好選擇，而且成果與國際學術界接軌速度更快，影響力也更加容易擴展。南京大學的歷史學者高華，其研究延安整風的經典代表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學期間完成。台灣與香港一直存在緊密的民間往來，其中學術交流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曾經擔任文化部長的龍應台，寫出了《請用文明說服我》而被中共封殺，但卻照樣在香港擔任駐校作家和學者。
台灣學者影響力大 2014傘運後引港府警覺
1997之後，當一國兩制尚且能維繫基本自由時，不少優秀台灣學者應聘進入香港大專學界，成為香港學術國際化的重要源泉和象徵。曾經任蔡英文政府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陳其南，擔任過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系主任。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熊秉真，曾擔任過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台灣傳媒學界前輩汪琪，曾經擔任過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郭位，曾經擔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文史學者景祥祜曾擔任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館長。明清史學者李孝悌曾經擔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系主任。鄭培凱擔任過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史維擔任過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前行政院長江宜樺、前總統府秘書長高朗，都擔任過香港大專院校學者。這樣的例子幾乎不勝枚舉。年輕的台籍教師更是不少。如果再算上在台灣曾經上過學、當過兵的香港學者，台灣背景人士，確實曾在香港學界影響不小。
台籍學者在香港學界的存在，曾經被視為是香港學術自由、一國兩制得以真正維持和落實的重要符號。因為不分藍綠、不分文理，台籍學者所具有的學養、開闊視野、人格操守以及在語言文化上的相似、相近性，使得他們更加容易獲得香港大專院校中的香港本地以及中國大陸學生的認可和接受。特別是對香港的中國大陸背景學者、學生來說，台籍學者是可以進行民間兩岸交流的重要群體，增加對彼此的認知。在人文社科學術領域，台籍學者所提出的不一樣的觀點、方法，對於重新理解中國、審視中國，具有很正面的意義。
然而，這種「台灣存在」卻不為港府甚至北京所喜歡。因為在港府和北京的思維中，香港一直是一個顛覆基地，滲透基地，甚至是破壞基地。當局一直擔憂台灣學者會將台灣的自由選舉、多黨政治、公民社會等概念，以課堂為媒介，傳播給本地學生和大陸學生。港府和北京一直都非常介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台灣背景的人士擔任香港大專院校的系所負責人甚至是大學負責人。1997以來，傳媒、法律、教育這三大領域，一直是北京想著力影響但卻收效甚微的面向。台灣學者成為大學各級機構負責人，固然是香港大專學界自治和教授治校的體現，但在港府和北京看來，卻是失去了辦學的主導權，失去了爭奪香港下一代的主動權。
另一個被港府介意的，是大量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者進入香港學界。因為香港毗鄰深圳，港府一直推動人心回歸工程。台灣背景的人文社科學者，在港府看來，會將不同的世界觀、歷史觀，帶入課堂，從而和一國兩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念相衝突。
2015年是一個分水嶺。大量台籍學者活躍香港的局面，從2015開始慢慢減緩。原因是2014發生了雨傘運動，而2014上半年發生了太陽花運動。從那時開始，香港親建制輿論和政治人物，開始不斷拋出「防範香港政治台灣化」的議題。2017年12月，林鄭月娥上任半年多之後，親官方的《大公報》連續兩日發表文章，評述台灣學者活躍香港學界的情況，點名高朗、江宜樺等人。在《大公報》2017年12月8日的評論<外地學者亦須守法>中，公開宣示：國際化不等於台灣化；台灣學者在香港不得散佈反對一國兩制的言論。從那時開始，台籍學者進入香港的步伐開始被冷卻。而不僅是學界，其實包括國泰航空招收空服員，台籍員工比例也開始降低。
藍綠皆「打擊軟對抗」的目標
2019年動蕩時局中，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在運動中身亡。在香港科技大學畢業典禮上，台籍校長史維以抽泣聲宣佈了周的死訊。史維自己則提早從香港科技大學校長任上離職。另一個台籍校長、時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的郭位，在港區國安法通過後，對國安法一直是不表態、不跟風、保持沉默。郭位的理由是：政治不可以介入校園。他自己最終也不續任而離職。黃克武簽證被卡，是香港學術自由終結的結果，而不是開始。而更嚴重的，是香港的人文社科學者們在日常的研究中自我設限、自我審查，主動迴避敏感議題和研究領域，主動在學術觀點上向北京靠攏。那個曾經奔放、活潑、多元、自由、包容的香港學術界，已經死去。
傳媒、學術、藝術，如今被港府看作是可以進行「軟對抗」的領域，而進行重點偵防。台籍學者已經在香港學界難有作為和上升空間。但曾經被《大公報》點名的高朗、江宜樺等，很多是藍營背景學者。看似不可理解，但其實又在情理之中。因為這是香港政治和社會紅線漸漸大陸化的符號。
賴清德總統說，當年的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建國的歷程，是「一群充滿理想抱負的人揭竿起義、推翻帝制。他們的夢想是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他們的理想是打造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度。」
但港府的高官卻認為，如果沒有分裂國家的意圖，為何要慶祝雙十呢？賴總統所說的「充滿理想抱負的人」，當然有國父孫中山先生。國父曾經在香港完成他人生中的中學和大學學業，不知他看到今時今日的香港，看到雙十被禁止，看到黃克武簽證被卡，看到中華民國在香港成為敏感詞，心中會作何感呢？
台灣的藍綠鬥爭，在政壇甚至社會面向搞到你死我活。藍綠最底色的衝突，就是中華民國和台灣本土的對抗。然而，如果跳脫台灣向外看，本質上，在香港，甚至中國，這二者卻都是被等量齊觀的「政治敵人」。中華民國和台灣本土，按目前的香港國安法，喊中華民國是顛覆國家，喊台灣本土是分裂國家，罪名不一樣，但刑期是一樣，吃的牢飯菜色也是一樣。
想到這裡，不得不說：中華民國和台灣本土是否真的那麼不可兼容？台灣是否又真的是那麼差、而要被抹黑和糟蹋？曾經希望北京和港府用文明說服自己的那些台灣文人和學者，那些自認為是國父思想捍衛者的台灣人，並不會在兩岸衝突和港府打擊「軟對抗」的政策下，獲得任何優待。
作者》 專欄作家 劉夢飛
留言 2
Sun
昔日同袍今異路，賣國求榮竟成空
貪圖富貴忘本源，歷史罪名永難消
3小時前
機車小薰薰
但是大陸國民黨目前想要帶領（中華民國）台灣，投靠共慘黨，不然以後大陸國民黨的高官們生病了怎麼辦？會沒有健康年輕的器官可以換欸！
2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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