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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以〈月夜愁〉傾訴百年文化夢:月色照在三線路 臺灣文化協會的時代之聲

VERSE

更新於 2021年12月08日13:28 • 發布於 2021年12月08日13:13 • VERSE
1945年以前的臺北城大南門(圖/Wikimedia Commons)
1945年以前的臺北城大南門(圖/Wikimedia Commons)

文:張維尼(拍謝少年吉他手)

月色照在,三線路
風吹微微,等待的人哪未來?

第一次認真聽完〈月夜愁〉,是在金曲歌王黑哥謝銘祐的臺語歌歷史講座上。這位通曉臺語流行歌曲歷史的金曲歌王,能唱又會寫,加上長年於社區大學授課所訓練的口才,當黑哥抱著木吉他為現場觀眾又說又唱,他的歌聲,像是月夜中,切開了一道窺看過去的蟲洞。黑哥歌聲渾厚、發音醇正,在他的演繹下,月夜的哀愁凍結於時空,等待的彼個人,百年後依舊夜徘徊;而那風吹微微的三線路如今是否仍安在?

四邊形、三線路

20世紀初,日治政府陸續拆除了臺北府城的城牆;臺北府城是清國治理時代最後一道起造的築城計畫,這座於清光緒8年(西元1884年)才宣告完工的城廓,隨著19世紀的終結與政權的交換,既象徵又實質性地被移除在臺灣的近代史裡;牆垣拆除後的空間,在日治政府意欲效法奧國首都維也納的都市計畫下,遂改造成為有著步道與安全島的現代化林蔭大道。

三線路於1909年竣工,形成一圍繞著臺北車站以及周遭政經機關的四邊形。這四條位於現今忠孝西路、中山南路、愛國西路以至於中華路的三線路,有著電氣路燈系統,也成為往後臺北城內,夕陽向晚時分,朋友情人相約散步的好去處。

城市景觀的更迭,固然與治理者的意志與野心相關;三線道路的完工,為往後數十年的臺灣打造了不可忽視的地景與舞臺,也暗示著一種對現代化與進步的渴望,正無聲地在當時的臺北街頭發酵。

日治時期的臺北三線路。(圖/Wikimedia Commons)
日治時期的臺北三線路。(圖/Wikimedia Commons)

留住聲音

1910年,株式會社日本蓄音器商會於日本成立,沒過多久,日蓄的臺灣出張所(分公司)便在緊臨著三線路的臺北榮町(現今衡陽路、博愛路一帶)開張。蓄音器又名留聲機,是如今人類所有錄音科技的共同始祖。

早期由愛迪生(Thomas Edison)發明「筒式」留聲機(Phonograph),其機構類似於現今的發條音樂盒,接著再由貝利納(Emile Berliner)改進設計,成為圓盤狀的留聲機(Gramophone)。圓盤留聲機所使用的唱片,如同現今的黑膠唱片,不但能用於錄製、播放音樂,更方便於大量複製與銷售。

人類的音樂創作經過數千年的演進,終於在18世紀末出現了留聲科技;留聲機打破了音樂只能存在於現場演奏以及教學系統的限制,也成為20世紀流行音樂產業形成的重要關鍵。

日本蓄音器商會的臺灣分公司,原初只是間專注於銷售留聲機器與唱片的經銷商,並無涉及唱片製作業務,但當時公司負責人岡本樫太郎,卻早在1914年便帶著臺灣的客家樂師們,坐了四天三夜的輪船,再經過種種轉車,遠赴日本東京錄音,製作出臺灣第一張本土音樂唱片〈一串年〉,為日後臺灣日治時期最重要的唱片公司——古倫美亞唱片——打下基礎。

在黑暗中前進

1914年,在三線路的另一頭,26歲的蔣渭水正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大醫學院)進行他最後一年的醫學課程,在修習學業之外,他早已是個懷抱著民族主義,也積極鼓吹同儕參與社會事務的青年。

 

臺灣文化協會創立一百週年 綜觀日本統治五十年,台灣人的抵抗未從中斷。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是武力抗爭與柔性抗爭的分水嶺。台灣的知識份子與仕紳所採的路線為辦報紙、期刊、演講等方式來提升台灣人的自我意識。 大正十年(1921年)10月17蔣…

Posted by 歷史筆記本 on  Saturday, October 16, 2021

蔣渭水先是拉著同學眾人在1914年參與了由林獻堂、日本明治維新元老板垣退助伯爵所創立的「臺灣同化會」,隔年以第二名成績後返回宜蘭家鄉實習,再於1916年重回臺北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從此,蔣渭水的個人命運,與臺灣民族運動與近代史,在他短短40年的生命中,緊密地縫紉在一起。

蔣渭水是臺灣文化協會的主要創立者之一,這個以思想啟蒙為手段,民族自決、自治為目的的協會,在西來庵事件後,尋找著非武裝抗日、與民族自決的可能性。同時,他也共同創立了臺灣第一份由臺灣人主導的臺灣民報,此報是「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面對臺灣民眾倡議的最佳傳聲筒,也是賴和、張我軍等作家的文耕園地。

隨後,蔣渭水與林獻堂一干同志創立了臺灣民眾黨,這是日治時期臺灣人成功創建的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的出現,是當時非武裝抗日運動的新方向,也讓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短暫地出現曙光。然而,高喊著「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的蔣渭水,卻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見證著這句口號日漸搖晃欲墜,頃倒於統治者的陰影之下。

1931年2月,在臺灣民眾黨第四次全體黨員大會現場,臺北警察署長拿著一紙結社禁止命令,衝進會場宣告臺灣民眾黨即刻解散,並當場逮捕了包括蔣渭水等16位出席幹部,同年8月,蔣渭水因傷寒病逝於母校臺大醫院,抱著解放同胞的希望與絕望,結束40年短暫而不凡的一生。

臺灣現代文學之父賴和曾寫下〈前進〉一文,他以兩名被時代母親遺棄的孩童作為敘事主體,再以近乎剝奪視覺的書寫手法,描寫這兩名孩童在無盡黑暗中扶持前進,而終究落單的孤寂迷途狀態。在見不得光線的顛簸旅途中,拖著疲累的身心,朝著不知盡頭的彼端向前走,賴和寫的是日治時代蔣渭水那輩青年的堅毅與絕望,也寫下臺灣往後一代代的民主運動者,必須親身體會的預言。

1930:台灣歌謠望春風

在月夜也穿不透的政治黑暗中,古倫美亞唱片正在三線路的另一頭,用音樂書寫著唱盤上旋轉不止的歷史。1932年,由於〈桃花泣血記〉的大獲成功,活力十足的老闆栢野正次郎於現今中山堂附近的古倫美亞唱片成立「文藝部」,他招攬了作詞家陳君玉擔任文藝部長,集合作曲家鄧雨賢、作詞家周添旺等人,以自製出版臺語流行歌曲作為目標。

鄧雨賢以合稱「四月望雨」的〈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四大名曲,奠定他在臺灣民謠上的重要地位;與鄧雨賢合作〈月夜愁〉的作詞家周添旺,也是〈秋風夜雨〉、〈西北雨〉等名曲的作詞者。

在皇民化運動與大平洋戰爭來臨之前的短短數年間,古倫美亞唱片的創作者們透過寫作臺灣民謠,為逐日緊縮的政治現實保存了庶民情感生活的光輝,他們的詞曲,當然是臺灣後代臺語創作者重要的養分來源。

夢中來相見,斷腸詩唱袂止
啊~憂愁月暝

〈月夜愁〉如同四月望雨的其他名曲,三月迎春、四月望雨,以近乎節氣感應的方式深深印銘於臺灣人的記憶中。表面上,作詞家周添旺書寫的是無緣欲斷又如絲的兒女情感,然而,〈月夜愁〉在原唱者林氏好的詮釋中,夜裡的斷腸詩,是永遠唱不盡的憂愁月暝。

在臺灣民眾黨被日治政府當場勒令解散且逮捕的1931年現場,有位名為正面臨牢獄之災的重要幹部盧丙丁,正是〈月夜愁〉原唱者林氏好的夫婿。

由於盧丙丁在反殖民運動的活躍,林氏好為避免牽連,早已獨力扶養兩位小孩多年,盧丙丁在1931年大抓捕之後受到通緝、逃往廈門,原居於臺南的林氏好只能選擇成為異鄉人。她參加了古倫米亞唱片的歌手選拔,堅忍地背負政治受難者的身份離鄉背井,開始了錄音歌手生涯。〈月夜愁〉,便是林氏好的代表作品。

在日治政府權力展示下出現的三線路,路的這一邊,曾是蔣渭水反抗思想養成茁壯、卻不幸早逝於此的母校,路的另一邊,則是牽手逃亡海外後,一位堅毅女性與才華閃爍的藝術家相遇後發光的希望之地。在苦痛如荊棘過嶺、絕望如暗夜蹽溪的憂愁月暝中,三線路上來來去去等待的多少月夜,敢是注定攏無緣份?

月色仍照三線路

〈月夜愁〉在皇民化運動中,被填上日文歌詞,改造成軍國主義意味濃厚的〈軍夫の妻〉,又在獨尊華語的1970年代,填上華語歌詞,成為鄧麗君紅曲〈情人再見〉。

這首書寫三線路上思戀情懷的臺語歌謠,卻暗喻式的成為了三線路本身,隨政權更迭而承受不同逼迫;她必須掩蓋部分本質上的美麗,承受了眾人的意有所指,隱姓埋名地被重新包裝上市,度過了幾個幽幽暗暗的世代,才能在後輩的復興中,漸漸找回失落的面貌。

然而,音樂是世界上最強韌的文化載體,在多少烈士殞落、暴政狂潮終於退去、在創作者與他們的舊時光都繁花散盡之時,〈月夜愁〉仍然永遠地停在三線路旁,在那風吹微微的樹影下,一寸一寸將陰晴圓缺中記錄的情感重新繡入詞曲。

像是對著那些初次見面,就隨著歌曲揪心皺眉的聽眾輕輕問著「你,敢是阮等待遐邇久的彼个人?」

原文刊載於VERSE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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