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台灣員工還在加班，日本員工早已準時下班？

大家好！我是在臺灣創業、經營數位行銷公司 applemint 的代表佐藤（Leo Sato）。

今天受《換日線》之邀，在這裡跟大家談談日本的 Z 世代（主要是 20 多歲）和 Y 世代（主要是 30 到 40 歲）的年輕一代，如何在當今的日本社會中生存發展。他們與更年長、且掌握多數關鍵資源的 50 歲上下世代，展現出哪些截然不同的面貌？而日本政府近年陸續推出的相關政策，又是否能幫助到他們的需求？

先講個人觀察的結論：總體來說，我認為若以令和元年（2019 年）為分界，在當時未滿 30 歲、出生於日本泡破經濟後的年輕一代，和當時已經 45 歲以上、經歷過日本經濟黃金期與泡沫期的「資深世代」之間，存在著兩極化的巨大世界觀差異。

而正因為這兩代之間存在著相當巨大的鴻溝，加上即使同世代的人們，也會因為出身背景、所受教育和個人價值觀等因素，對未來有截然不同的想像，因此對日本政府來說，無論從「提升正規就業率」、「挽救生育率」或所謂的「地方創生」等，在與青年世代有關的政策推行上，都形成極為嚴峻的考驗。

因此，簡單來說，日本近年因為新世代紛紛進入社會，確實出現了不少改變──然而這些改變若要真正為日本社會創造更國際化、更有活力的新局面，恐怕還要經歷一段相當漫長的掙扎。

「家門不出」與「闖蕩世界」──平行宇宙背後的共通點

在討論「日本年輕世代」與相關政策之前，首先我們要先理解一個重要的前提：儘管日本經常被外界視為集體性很高的社會、大多數民眾的行為模式或主流選擇（至少在表面上）也是高度一致的。然而這個情況如今早已不存在──至少在年輕一輩之中，正出現越來越兩極的狀況。

舉例來說，前幾天我和一位正在臺灣知名大學就讀的 21 歲日本學生交談，她說現在光在她的學校裡，就有 100 多位來自日本的大學生。而她本人高中時期就選擇必須出國交換一年的高中就讀，並在紐西蘭留學一年後進入臺灣的大學，「我認為自己不能一直待在日本，要多看看外面世界的可能性、找不同的機會。」

像她這樣很早就具有國際經驗、不想遵循傳統道路的新世代，在日本其實正快速增加當中，並且與家中經濟條件未必有絕對的關係。

但另一方面，卻也確實有大量的日本年輕人，對現實中的「成家立業」消極以對，甚至對自身核心生活圈之外的世界絲毫不感興趣。最近我回到日本出差時，有位年約 30 的日本店員問我來自哪裡，當我回答「臺灣」時，她說自己從來沒有出過國。

事實上，日本全體公民的護照持有率近年僅有 17% 左右，相較於如臺灣的六成以上，即使考量到疫情影響（疫情前約 22% 左右），仍是十分低迷的數字。

為什麼現在有這麼多日本人，連即使偶一為之的出國旅行都不曾想過，甚至諸如日台媒體經常報導的所謂「繭居族」、「尼特族」、「新・三無世代」等，連主流的職涯路徑都放棄？

答案還是要回到經濟結構上的長期問題：日本自泡沫經濟後「失落的Ｎ年」以來，再也未見明顯的經濟成長動能，造成日圓國際購買力長期低落，與國內「非正規就業」人數不斷膨脹，和年齡層不斷往下的問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的勞動力調查報告，2022 年日本的非正規就業人數（打工、派遣或約聘等）高達 2,101 萬人，較 2005 年前後增加了將近 500 萬，已經是正職就業者（3,597 萬）的將近六成；同時在這新增的 500 萬「非正規就業」者中，絕大多數均是年齡在 44 歲以下的青壯年族群。

換言之，在這個年輕世代「出國闖蕩找出路」和「消極躺平吃家裡」，看似平行宇宙的兩極選擇（或不得已）之中，其實也反映出一個十分殘酷的共通現象：日本社會既有的資源，能夠分給年輕世代的已越來越少，再加上超高齡社會的負擔，讓當代的日本年輕人，早就面臨與過去截然不同的世界。

而當越來越多人認清「過去的路已經行不通」時，又怎麼能期待日本如今的年輕世代，還會乖乖順從 50 世代以上的「傳統美德」與價值習慣呢？

職場文化大翻轉：台灣員工比日本員工更勤勞？

儘管前面談得似乎有些悲觀，但年輕世代不再遵循既有價值、掙扎找出不同的路，還是有促進社會觀念與法規改革的正面案例。

舉例來說，大家對「在日本工作」有什麼印象？還是「需要長時間工作、加班表示敬業」、「與前輩的聚會、應酬不能推辭」等等嗎？其實，這些想法現在早已經過時了。

一個你可能會意外的數字是：日本人已經成為東亞各國中，平均工作時間最短的民族之一。

根據 OECD 的調查，2022 年日本工作者的年平均工時為 1,607 小時。這個數字不僅遠低於東北亞的韓國和東南亞各國，甚至還低於美國和 OECD 成員國的整體平均；僅略高於歐盟 27 國平均（臺灣的數字未列入本統計中，但根據勞動部於同時期統計的平均工時為 2,008 小時，排名約全球第六）。

當然，「平均工時」的縮減未必等於加班、過勞文化的減緩；也可能如前面所説，是由於非典型就業如時薪、約聘制的增加，導致工作時間與薪資待遇都一起減少了。不過就近年來筆者的觀察，日本尤其年輕一代，是確實早已越來越不「買單」傳統的加班文化。

最近還在日本的新聞中看到一個有趣的調查報導：日本記者深入 TSMC 熊本廠「臥底」觀察，發現自籌備期以來直到開廠營運數月，經常見到「臺灣員工還在加班，而日本員工工作沒完成也準時下班」的現象，引起了日本輿論的高度興趣與討論。

同時間，刻板印象中的「準強制性應酬和飲酒文化」也在逐年快速地減少當中。日本啤酒品牌在今年 2 月推出的「飲みに誘うのムズすぎ問題」廣告，就點出這個現象、並引起廣大的迴響──廣告中描繪了一位中年日本上司想請年輕屬下「下班後一起喝一杯」，卻一直擔心會被指責為職場騷擾，最後直到屬下主動邀約才終於成行。

這則短短的廣告，其實反映了兩個今天日本職場的真實樣貌：首先是由於自 2018 年前後，日本因出現多起與職場環境、勞工權益有關的爭議性社會事件（如知名商社員工因職場不當對待而輕生或過勞死等等），造成日本政府對產業界進行大規模勞檢，並陸續推出職場相關的法規改革；如果主管邀請下屬「下班後一起喝酒」，確實是有可能被認定為權力騷擾（パワハラ）的。

其次，是日本職場上世代之間觀念的差異。對於絕大多數年過 50 的日本上班族來說，從加班習慣、應酬文化，乃至對一家公司「從一而終」、絕不輕言離職或跳槽的主流觀念，與年輕一輩的工作者恰恰相反。

如今，「終身僱用」的文化也在日本快速消失中，除了產業變化加劇、還能夠開出「終身僱用」且條件優厚的日本企業早已不多之外，年輕一代自然也早就擺脫這個「傳統倫理」的枷鎖，越來越頻繁地透過跳槽、轉職，尋找更適合自己的發展空間。

最近的新聞報導說，越來越多新世代工作者選擇在「入職第二天」或「黃金週後的 5 月」決定辭職，並且直接找上日本新興的產業──為離職員工代辦退職手續的服務公司。或許你會想「自己提離職不就好了，為什麼要給代辦手續費？」但對不少日本人來說，儘管「大膽」提了離職，確實還是有「避免當面離職造成雙方尷尬」的考量存在。

「地方創生」、「接軌國際」立意雖好，更需世代觀念轉變

無論透過「不參與」或「遁世」進行消極抵抗，或是藉由積極出走他方闖蕩，或在地方接軌國際，嘗試不同的新路，日本年輕一代確實透過各自的行動，展現出與前幾個世代大相徑庭的價值主張，也正一點一點地促成社會變貌。

前面提到，政府和企業因為壓力做出改變，讓日本勞動環境已愈趨接軌先進國家法規，就是一例。而也由於內（超高齡社會）、外（產業競爭力停滯）交逼下，日本政府在青年世代相關的政策上，也必須朝「更國際也更在地」的目標努力。

其中堪為代表、也最為外界熟知的一項，就是行之有年的「地方創生」政策。日本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均推出不同的補助或配套，鼓勵年輕一輩留在（或回到）故鄉發展新興產業，或協助日本在地產品行銷國際。政策推出至今，確實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也號召了許多熱血的年輕世代，找到不同於主流的、卻更能實現自我成就感的道路。

然而，若從整體產業面觀察，我認為目前日本從政府到企業界，仍然有非常大的改進空間，才能真正做到協助年輕人「找路、鋪路」的目標。而當中最需要的，恐怕還是資深世代主事者的觀念，必須要與時俱進地改變才行。

舉例來說，最近我在台北舉辦了一個「德島展覽會」。這個展覽是由一位 29 歲、德島出身的年輕人發起，希望讓更多臺灣人認識德島，而我則負責協助實現。在籌備展覽時，主辦者聯絡了數十家德島企業，邀請他們在台北展示自己的產品，企業只需負擔樣品費和運費，實際上大約只需新台幣 1,000 至 2,000 元就能參加，其餘成本包括網路行銷等等，都由我們負擔。

熱血的主辦人心想，這樣近乎免費的條件就能讓產品在臺灣曝光、接觸海外市場，企業參與應該很踴躍吧，結果卻僅有大約 10 家左右的企業提供了樣品，甚至有企業高管質疑「這有什麼意義？」、「為什麼要做？」、「可疑」。最後這次活動的發起人忍不住感嘆，他在招募過程中受到了很大的打擊。

我想，無論是熱血介紹故鄉的年輕人、或保守不願冒險（哪怕只有一點點成本）的企業經營者，並沒有對錯的問題。然而這個案例背後，其實也反映了日本企業許多資深世代主事者「一切依循往例就好、不必節外生枝」的心態。

而這樣的決策慣性，在日本政府的官僚體系中，當然也存在已久。我並不想特別批評日本、尤其努力想接軌國際市場的地方政府，但不得不說，就我實際接觸的許多案例中，卻常常因為主事者的心態，讓立意甚佳的政策淪為表面工夫。

例如，某些針對臺灣市場、官方補助或主持的商展，「目標」就僅是舉辦活動而已，而非檢驗活動的實際成效。承辦單位也只是一再重複每年的工作、委託同樣的公司，短暫提升知名度後結束。

日本政府確實在近年撥出大量預算、推出各種「支持」年輕人創業和地方振興的政策，但若只靠撒幣補助，卻沒有完整的配套，我認為仍然無法真正幫助年輕世代解決問題。

簡單來說，現今掌握多數資源和權力的資深世代，必須認清「過去的成功模式，已經不適用於當今的環境」，並用更加開放的態度，真正將決策權和資源賦予更熟悉目標市場的年輕一代負責。

當然，這件事情談何容易？畢竟對曾經走過輝煌的長輩們來說，按照既有的路「穩穩地走」，短期間內也似乎沒有任何問題，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年輕一代面臨的困境──正如日本一些地方因為一直有國際觀光客造訪，因此儘管人數下滑或被競爭者超越，他們仍不認為有必要更積極對外宣傳一樣。

然而，再過 5 年，甚至 10 年、20 年呢？當「溫水煮青蛙」下日圓長期貶值，日本 GDP 則已被德國超越降至全球第四，再加上超高齡化種種問題加劇財政負擔、當如今掌握權力的資深世代邁入老年時，改變緩慢的日本社會，還能負擔他們的所有需求嗎？

社會的未來，終究掌握在有創意和執行力的年輕世代手上，而是否真正積極地協助新世代找路、開路，也決定了這個社會接下來的命運。希望這裡分享的日本經驗，能給台灣的決策者們一些啟示與參考。

（本文原刊於換日線 2024 夏季刊《新時代、新出路──各國青年的世代挑戰》，欲閱讀更多新世代的期許與挑戰，敬請支持紙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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