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以前看的電影都是空洞的，是虛假的美學。」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張贊波這樣形容自己在20幾歲前看過的中國影視作品。虛假的不只是電影的對白與訊息而已——張贊波舉例，就連當年所謂的「現實主義代表作」也只不過是把棚內的戲換到了實景拍攝，如此而已。
「我們上一代、上上一代都是集體主義的，把差異性都抹掉，都很規範、很聽話。」在新書《大景：內蒙古「皇家」草原上的奇異風景與欲望遊戲》的分享會上，他這樣形容他們一代電影人的成長過程。
所以，對張贊波這一代人而言，當他們成為可以用手持DV拍攝紀錄片的新世代，不再需要層層審批才能發表作品時，他們的心情是激動的。張贊波還記得大學畢業後當了電信局職員的自己有一次翻閱《南方周末》文化版，「我第一次看到賈樟柯的文章，說『業餘電影時代即將來臨』——哇操！熱血沸騰！」
那是2000年前後的事。20年後，中國和其他國家一同進入短影音與直播的年代，而新書《大景》所書寫的，就是張贊波所觀察到的內蒙古網紅主播們。
書裡的人物比如劉縣長，是直播平台「快手」上「直播問政」的代表，「要求屬下官員——27個部門負責人定期進駐進行政務直播」，還針對政府幹部舉辦網紅培訓班，自己的代表作則是拍攝多則短視頻，向開著改裝車闖入草原的北京男子叫陣，勒令他們到縣政府接受調查，從此一戰成名。而即使是一般的直播主，平時表演愛護草原上自己所養的狼，但在鏡頭關上後也全然不是這一回事，忍心坐視那一隻又一隻的狼陸續慘死。
張贊波說，在直播風潮初期，他對這個形式充滿期待。他猜想，相較於導演用DV拍攝紀錄片，直播還更能讓一般人記錄、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現在呢？說到這裡，講台上的張贊波借用了一個知名的比喻：「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
而這個比喻來自恩格斯——在恩格斯那裡，他批評的是那些以馬克思主義自我標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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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他們寄望用DV突破舊壁壘
在中國電影圈的慣用說法裡，比如當年預告「業餘電影時代即將來臨」的賈樟柯，還有台灣觀眾較熟悉、以《一部未完成的電影》獲得2024年金馬最佳導演獎的婁燁，這些導演都屬於「第六代」。張贊波說，那一代開始常用的說法是，期許自己把攝影機當作「自來水筆」，直接表達自己的觀點。
這樣的期許之所以可能成為現實，一大主因是中國引進了可以隨身攜帶、直接使用的DV。畢竟，在舊的時代，「就算無意中弄到攝影機、弄到帶，洗印廠還是要審批。當初是這樣的壁壘。」DV讓審查制度一時之間失去了下手的空間，讓新一代的導演們更有可能突圍，更敢於自己取材、自己尋找切入點。
本場分享會的與談人、熟悉中國獨立電影的台灣影評人林木材也有類似的觀察。他分析，手持DV在中國的意義和在其他國家都不同。當導演一個人就可以操作的攝影機問世後，「在歐洲、美國甚至台灣，大部分人還是用舊的方式思考DV的功能，但中國導演拿到DV卻好像完全不同的思考，語法跟傳統電影的語法是完全不一樣的。」各種「口述歷史」、「證據式的影像」陸陸續續出爐。
除了拍片「像是調查臥底」的張贊波，林木材舉的例子還包含導演王兵和趙亮。前者記錄瀋陽衰退的工業區裡人們如何生活，王兵的觀念就是「『我帶子可以拍兩小時，我為什麼要剪接？』他可以拍一個晚上，一個鏡頭就是一個小時。」趙亮的《上訪》則花費整整12年拍攝北京郊區的「上訪村」，也就是來自全國的陳情民眾無法得到回覆下的寄居地。
林木材形容，他在觀賞《上訪》時「震撼到不行——這已經把紀錄片的特性利用到極致」，「很難只當作一個作品看，這個導演跟被攝者有很特殊的關係，影像的力量已經超越作品。」他也笑說，剛看到這類電影時他「下巴掉下來」，覺得這種震撼太難形容、對來自台灣的他而言太過陌生，幾乎要「摧毀我想要成為一個影評人的自信」。
這當然不代表DV讓中國電影界徹底自由。張贊波回憶，當時他報考北京電影學院，筆試高分通過，但到面試現場卻遭到老教授們的「下馬威」。「面試的時候，他們一開口就取笑你的口音」，刻意模仿張贊波的湖南口音，再用北京標準腔「糾正」張贊波的發言，用「很嚴肅的面孔打擊你的信心」。
而到了片場之後，從導演到技術人員也大多是觀念陳腐的老一代。女性工作人員不斷被歧視，比如只要坐上蘋果箱，立刻被攝影師們破口大罵，怪罪女性坐上去會害他們一整天「連焦都對不準」。
「我們這代人的記憶很複雜」，張贊波必須這樣總結。一方面，「電影是一門新藝術，但都是由這麼陳腐的人來掌控」，張贊波20年後說到這點還是語帶憤慨。但在另一方面，DV時代也標誌著「話語權的壁壘被突破」的時代，是年輕導演能夠「回到一個普通的個體」的時代，是終於能把攝影機「當作自來水筆」的時代。
➤20年後，更要為「人性的價值」得以彰顯而感動
換言之，那個時代的他們終於看到了縫隙。這不只是張贊波當時身為年輕導演的觀察，也是他剛到北京時的切身感受。
「雖然政治是嚴加管控的，但個人化層面相對比較豐富。當時的北京有很權貴很奢華的一面，但也有很底層的一面，吃個煎餅果子也能生存。我從小地方過去還覺得輕鬆，我們小地方還更單一化。」他這樣回憶彼時北京對他的吸引力。
而20年後，現在的北京又已經很不一樣，從「外部型態城市面貌」就能看出來。那種他形容為「很市井氣」的地景，比如夜市、比如在住宅「開牆打洞」賣小吃或雜貨的小商店，一一都被視為不符合首都功能和治理規範而陸續消失。再比如，現在從低年級就開始宣傳要「抵制洋節」，所以即使在12月聖誕節期間，「在北京就完全沒有任何氣氛了。」
當然這不只是北京才有的變化，是因為時代不一樣了。他所觀察的直播主們現在都不會提到「疫情」兩個字，即使要回顧那個時期，也會使用諸如「口罩時代」一類的代稱。
至於在張贊波的拍攝地、在內蒙古的那片草原上，此刻則充滿著各種政治標語。新書《大景》的第一章就叫「一馬當先」，說的是2014年時國家領導人趁著馬年去到自治區視察，期許同志們「幹事創業就要像蒙古馬一樣，有一種吃苦耐勞、一往無前的精神。」從那時開始，呼應領導人的指示，「馬文化」成為當地宣傳的主旋律，生意人也一個接著一個開起了馬場。在央視的報導中，一位平素粗獷的馬場老闆受訪，「變得木訥、拘謹，講話語速緩慢」，自述他經營馬場是為了「把我們近幾年失去的東西，再通過我們馬場展示出來。」
「我有點懷疑，他是不是看著鏡頭後的提詞板接受採訪——畢竟這是CCTV（中國央視）記者喜歡和擅長幹的事情」，張贊波在書裡說。
這樣的時代變化當然也反映在電影，尤其是紀錄片的圈子。影評人林木材就回顧，「（中國）曾經有十年的光景，但後來，四大獨立影展慢慢沒有空間了。」而這個過程中，「那個壓制是漸進式的。」他回憶，一開始的時候只是便衣警察會坐下來跟他們一起看電影，他甚至還沒有認出哪些觀眾是警察。接著，警察會盯哨、驅趕，影人們必須「散兵行動」，臨時通知要去哪位同伴的家看電影。接著到了2014年，「開幕式整個斷電」，警察也闖進影展單位的辦公室，把十年來所有檔案、所有光碟通通帶走。
前一個時期還不是那樣的。林木材還記得剛剛出道的他去到北京宋莊——那裡「曾經是藝術家聚集的地方」——他身為台灣的年輕電影人，那邊誰都不認識，但大家都對他很友好。「我是毫無阻礙地進入那個社群，」他回憶，不時有導演主動關心他有沒有地方住、「要不要睡我家」，或者是找他去他們家裡喝茶。
在這樣的時代，在張贊波拿起DV的20年後，電影圈的一件事因而讓他「感動到不行」——當他看著直播，看到不只婁燁拍攝疫情的《一部未完成的電影》拿下2024年金馬最佳電影、最佳劇情片，張志勇也憑著《漂亮朋友》獲得最佳男主角時，「真的非常激動，絕對比我自己得金馬獎還要激動得多。」
張贊波解釋，像是張志勇出身黑龍江省的鶴崗市，「我書裡也有寫到，那是中國的鐵鏽帶，房價都是全中國最低的，可想而知是什麼樣的地方。」張志勇和《漂亮朋友》的導演耿軍「過去找工作都很艱辛」，耿軍「在北京做過餃子館服務員，什麼底層的工作都做過。」，「在被關停的那一年北京獨立影展上，耿軍還遭到警察毆打。」而張志勇還是小朋友的時候，也就因為礦坑裡殘留的雷管導致眼睛被炸傷。
「他們這些人過去在我們那邊就是被輾壓的『低端人口』。」張贊波說。但是，他們合作的這部同志題材電影《漂亮朋友》，卻「能在你們這邊得到這麼高的承認」——說到這裡，張贊波的眼眶迅速泛紅，「是在這裡，人性的尊嚴和藝術的價值得到了彰顯。」●
大景：內蒙古「皇家」草原上的奇異風景與欲望遊戲（上下冊不分售）
TheView
作者：張贊波
出版：春山出版
定價：13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張贊波
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自由作家，湖南邵陽人。2005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碩士班，2009年完成首部紀錄長片《天降》。2015年，第四部紀錄長片《大路朝天》入圍第28屆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獲第53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第10屆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華人紀錄片首獎。紀實文學著作《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獲2015年臺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首獎及開卷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曾擔任金馬獎、桃園電影節、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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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建華 2025-01-23 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