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世代自己救：韓國青年拒絕「被摸頭」

2016 年，因時任總統朴槿惠貪腐醜聞而引爆、遍地開花的「燭光革命」。 Photo Credit：BYUNGSUK KO@Shutterstock

你是否因為「地獄朝鮮」、「全拋世代」等近年在大眾媒體上耳熟能詳的名詞，而認為今日韓國的年輕人都是社會上極為邊緣、弱勢的族群，或者已經消極到放棄人生目標、過著虛無厭世的躺平日子？

真實情況並非如此，甚至在很多時候，更可能恰恰相反：在以黑色幽默嘲諷、批判社會上種種不公不義，導致多數沒有雄厚身家背景的青年發展困頓、看不見未來的同時，韓國絕大多數的「MZ 世代」（泛指 1981 年到 2010 年間出生的新生代，即所謂的千禧世代和Ｚ世代之合稱），卻也未曾放棄透過具體行動，改變自身命運。

尤其自 2010 年前後開始，韓國出現大量由年輕人自發性組成的社運與學運團體──他們透過熟稔的網路社群與通訊軟體互相串聯、凝聚共識，並發起一次又一次的倡議主張或抗爭運動，不但讓韓國兩大政壇勢力（俗稱的「進步派」與「保守派」聯盟）絲毫不敢輕忽怠慢，最終更促成了在亞洲十分具代表性的《青年基本法》歷經多年研議，終於 2020 年 2 月在韓國國會正式通過、同年 8 月實施。

這場青年「自下而上、爭取自身權益」的運動是如何開始的？近年青年政策的成效如何？又對臺灣有哪些啟示？透過專訪專精韓國政經研究的學者專家、與曾經親身參與 2016 年韓國「燭光革命」的韓國青年，讓我們一同看看這段或許較不為臺灣所熟悉的故事：

韓國學運「優良傳統」：自己的世代自己救

「韓國《青年基本法》的其中一項重要意義，是韓國青年們不再被動等待『執政者的善意』，或任何政治人物出來『替自己解決問題』，而是一場青年們透過社會團結，自己解決切身問題的運動。」臺灣智庫副執行長董思齊，在接受《換日線》專訪時說。

韓國光州事件紀念公園。圖／NGCHIYUI@Shutterstock

董思齊專精於韓國與東北亞政經局勢研究，並且長期關注各國青年公眾參與議題，因此對韓國自 1970-80 年代的民主化運動（如著名的光州事件）至今的各項公民運動，乃至 2010 年前後活躍於社運界的左右派青年團體，均如數家珍。他指出，在這些韓國的社會運動中，有一個共同特色，就是「大學生（甚至高中生）和青年族群幾乎每次都站在第一線，同時他們具有很強的『戰鬥性格』與主體性，不甘成為任何政黨或勢力的附庸。」

而這樣的「優良傳統」與性格，也隨著「學長姊傳學弟妹」，在韓國以大學為主的校園社團、學生組織中延續著。尤其「SKY」（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三大名校，在今日經常被外界視為韓國的菁英搖籃，卻也同時間是許多學生運動的核心。

「韓國當地就有一說，原先位於市中心（鐘路區）、距離青瓦臺極近的首爾大學，正是因為1970 年代，首爾大學的學生們多次在抗議時任總統朴正熙獨裁專政的學運中扮演關鍵角色，後來多數學院均被移至首爾南端離總統府較遠、鄰近山區交通較為不便的冠岳校區。」董思齊笑說，於是後來韓國許多次學生運動，由於首爾大學可能「離政治中心太遠」難以即時參與，大多是由延世大學等其他學校學生所主導。

2010 年代，韓國青年網路串聯、走上街頭，針對各項政治、社會與民生議題的風氣依舊，更進一步由校園走向社會、由學運團體走向社運團體，無論立場較傾向進步陣營或保守陣營的青年組織和團體，均十分活躍。

首爾大學校門口。圖／josephine.e.l@Shutterstock

要求青年實際參與地方決策，擴大政策影響

董思齊指出，除了韓國青年本身的主動發聲、爭取自身權益之外，由於青壯選民在韓國的政黨政治板塊中，屬於「兵家必爭之地」，青年的投票意向左右了多次總統大選結果，因此也促成了從地方到中央，越來越多政治人物必須向青年爭取支持。而青年團體們也以此作為籌碼，要求候選人提出更多符合青年需求的政見、參與法規制定的決策過程。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 2015 年《首爾市青年基本條例》的實施：時任市長朴元淳本身就是人權律師出身，先前以無黨籍之姿角逐首都市長補選，並在眾多進步派公民團體與大量青年選民的支持下取得勝利，因此與青年們格外具有「革命情感」，並在城市青年政策的制定上，開啟了包括青年團體和代表們得「實際參與市政與青年相關決策的制定過程」這個重要先例。

而首爾作為首都特區的示範作用，更進一步促成在韓國各地許多地方政府，也紛紛成立了「青年政策委員會」，讓更多青年得以透過實際參與部分市政的制定，擴大其公共參與的實質影響力。

到了 2016 年，因時任總統朴槿惠貪腐醜聞而引爆、遍地開花的「燭光革命」，更讓韓國青年們的自主動員力量，與反對不公不義的訴求，被全球看見。

現年 31 歲的韓國青年申會尚（音譯），正是當年活躍於「燭光革命」的青年之一，他透過韓國熱門的通訊軟體 Viber 接受《換日線》採訪時，以流利的英文表示，其實自己的政治立場，向來是較為偏向（朴槿惠所屬的）保守（原話稱經濟發展派）陣營的，「但沒有任何人能接受一個貪污、說謊和濫權的人繼續領導國家，漠視社會應有的基本公平（fairness）。」他回憶，當時身為延世大學校友會幹部的自己，奔走於許多不同的青年團體間，共同規劃活動、討論議題。而對象有很多都是「左派」的學弟妹們，彼此甚至曾因政治話題隔空「網戰」，「但當時在光化門和其他靜坐現場的青年們，沒有人會問『你是哪一黨哪一派的？』大家只是為了同樣的事情感到憤怒，追求相同的基本公義（justice）。」

韓國《青年基本法》的價值

或許正是這股因共同訴求而起，「世代串連、不分彼此」的精神，讓韓國的青年公民運動，能持續創造更多對政壇的實質影響力。

青年團體透過組織「青年基本法制定聯合會議」、召開記者會、國會辯論等方式強化政治權力，促成 2020 年《青年基本法》的通過。圖為韓國國會。圖／ONRUECHA WASAN@Shutterstock

董思齊認為，韓國青年團體多從自身最關切的議題出發（如「無殼蝸牛」），聚焦於住房、打工、青年就業、勞動改革等議題，加上各地許多青年開始投入NGO、社會企業等工作，實際著手嘗試改變，更重要的是他們往往能夠彼此串連，不分黨派地監督與要求執政者、當權者落實關於青年的相關政見或政策。從而讓韓國各政黨和國會議員必須更加重視他們的聲音。

例如 2017 年至 2019年，青年團體透過組織「青年基本法制定聯合會議」、召開記者會、國會辯論等方式強化政治權力，就成為 2020 年《青年基本法》最終獲得朝野共識、順利通過的主因之一。

此後，基於《青年基本法》的實施，不僅明確定義了（19 至 34 歲）青年理應享有的權利與應盡的義務，更規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有責任在推出任何重大青年政策時，必須能促進青年就業和提高就業品質、支持青年創業、支持青年能力發展、支持青年住房、促進青年福利、支持青年金融生活、支持青年文化活動與支持青年國際合作。」

再加上針對青年事務設立跨部會、直屬國務總理的「青年政策協調委員會」、地方需設立「地方青年政策協調委員會」，且需有一定比例、並且能夠代表地方的青年擔任委員等法條，確保青年能夠在相關決策中擁有參與決策的權力──因此無論是進步派的文在寅政府，或是保守派的尹錫悅政府，韓國近年即使歷經政黨輪替，從中央到地方，仍陸續推出、也延續了許多攸關青年權益的改革方案。

韓國《青年基本法》的實施，因而也被多數東亞學者視為韓國近年在嘗試解決青年貧窮、世代不公等問題的一大進步，並與北歐福利國家芬蘭的《青年法》，同為今日許多國家研議青年政策時的參考依據。

「革命尚未成功」，青年仍需努力

不過，身為《青年基本法》「TA」的申會尚，卻對現行韓國的《青年基本法》與文、尹兩屆政府先後推出的多項青年政策「沒有什麼感覺」，他認為雖然許多政策的宣示都很貼合時事（例如近年的「協助青年強化數位能力」、「引進國際資源創造更多價值」等），但自己和其他服務於韓國大型企業的青年同儕，卻沒有特別感受到什麼實質幫助。「大概是預算都還是撥給產業，然後再選擇性分配給某些人吧！」他笑說：「但總是比以前好一些，只希望以後的人們更努力一點。」

董思齊也指出，由於疫情和韓國長年以來的政經結構性問題，如「居住正義」、「地獄朝鮮」、「熱情工資」（出自韓劇經典臺詞「我配合基本工資調整熱情」，反諷韓國的低薪過勞現象）等青年最在意的問題，均不是短時間能夠解決的；不過它仍有著幾個值得關注的重要意義：青年族群得到了更多的實質政治決策權、政府的思維由傳統的「補助」轉為更符合青年所需的「協助發展」，同時政策執行者也從分散於不同單位「各自為政」轉變為更全盤性的規劃與資源運用。

尤其，未來根據韓國《青年基本法》，政府必須每兩年一度，主題式地完整公開諸多青年關切議題的「施政成效」數據。讓不論哪個黨派的執政者，都需要面臨更嚴謹完善的問責制度。

近年，關於青年的公眾參與相關討論，在臺灣社會正持續加溫中，韓國的經驗值得借鏡。

（本文原刊於換日線 2024 夏季刊《新時代、新出路──各國青年的世代挑戰》，欲閱讀更多新世代的期許與挑戰，敬請支持紙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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