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金融業「內捲文化」特別嚴重？

今年 1 月 28 日下午 4 點半左右，當我因休假回台，悠閒地跟朋友在信義區聚會，享受過年前難得的悠閒時光時，手機彈出了一則香港辦公室隔壁部門主管的信息，內容不是拜年，而是邀請大家一起出席別的同業舉辦的「年節活動」。一個鮮紅的宣傳稿用簡體字寫著：

首席聊，大師講，歡歡喜喜過虎年。除舊歲，迎新春，展望開年新機會，活動時間：2 月 2 日-2 月 6 日。排程：2 月 2 日 XXXX首席策略官OOO：大年初二虎虎生風，虎年風口往哪走走? 2 月 3 日，白金投顧OOO：年初三，虎年 A 股，虎威賽道前瞻! 2 月 4 日，大師課啟航! 2 月 5 日，研究所所長OOO：大年初五，把握十四五數字經濟的投資機會! 2 月 6 日，白金投顧OOO：年初六，礦王回調就上車，底氣何在？

接著就是各產業分析師，從高端製造、北京冬奧消費、能源動力、大類資產等一路排下來，一直到大年初八，有「春節期間海外行情回顧」、「疫情下的春運數據解讀和啟示」⋯⋯等。

短時間內，香港與中國的金融圈掀起了一陣熱烈討論，從業人員紛紛在社交平台分享這些消息，少數同業認真的為自家的活動打廣告，但更多人是抱著「活久見」這種又驚訝又無奈的心態。沒想到過了半天後，也就是 1 月 28 日的深夜，再有一家券商公布「一年之計在於春：全行業研究培訓框架」，直接把課程排再往前從 1 月 31 日，也就是年三十開始，一直到大年初四連續 5 天；且每天上午 9:30 就開始，中午 1.5 小時的休息，一直到下午 4:30。這下別說初二回娘家當天，現在可能連除夕、年初一都躲不過。可怕的是，上述這些安排，雖然有部分如「研究框架」這類的培訓可以預錄或用舊的材料，但更多是直播的研討會，不只對春節期間歐美的行情走勢、數據公佈等即時分析、評論，客戶也可以隨時提問、交流。

根據中國媒體報導，對於公司這種「捲死同行」的安排，金融從業人員多半表示不以為然，更有個別券商是看到同行這般操作後，在長假期前臨時通知員工更改休假安排，有分析師就私底下跟同業抱怨：「大過年的，別說我們不願意講，連客戶也不想聽，這種無意義的內捲，根本讓金融業遠離了投資是為了改善生活的本質。春節放著老老小小不管，要在視訊會議裡對著沒在聽的與會者裝成預言家的樣子⋯⋯這內捲不僅沒效果，反而因為失去了寶貴的陪伴、浪費了所有人時間、產出了極具毒害的資訊垃圾⋯⋯」。

甚麼是內捲？

自 2020 年的某個時間點起，「內捲」一詞在中國快速竄紅，更成了 2020 年中國的十大熱門搜索詞彙，而引發社會高度共鳴的起因，竟是一張看似無奇的校園照片：一位邊騎車趕課邊使用筆記型電腦的大學生。後來，這張照片被稱為「清華捲王」。

「內捲」（involving）是個外來詞，其源頭尚未有定論。首先是康德在哲學層面對萊布尼茲的批判（對，就是發明微積分的那位通才）提到了內捲一詞。萊布尼茲認為進化（evolution）早已蘊含在生命的起源中，而康德則認為這種看似進化論的觀點，實則為退化論（involution），因為起源包含了所有可能性，但隨著時間推移、變化，反而規範了各種發展，成了退化、萎縮。此時的內捲主要用來形容性質、狀態的演變，仍是個相對中性的詞彙。而從 20 世紀開始，人類學家也用「內捲」一詞用來描述藝術風格、農耕發展等，泛指難度不高、但複雜度高，主要以呈現「密集勞動」而非「智力創造」的現象，後來該詞更被引用到分析國家政權、大型國有企業低效率、學術研究、教育體制、法律訴訟流程等領域。

近幾年中國內地若提到「內捲」，則指的是在一個社群、組織內，因為競爭日益激烈而使得過程複雜化、甚至到了非理性消耗資源的地步，但與之相應的產出、效益、利潤卻不對等的低，或甚至負利潤。時至今日，內捲已完全成了個貶抑詞，不再是理性分析的中性詞彙。

金融業已成了內捲的代表

金融業扮演資本與企業兩者間媒合、仲介的要角，而隨著中國大陸過去幾十年經濟崛起以及伴隨而來的資本市場爆炸性的成長，金融業者理所當然賺得盆滿缽滿。在金融市場規模較小的發展初期，受到監管制度不全、資訊落差等因素，買賣雙方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而這些成本就是就掌握在少數金融業者手中的利潤。只是隨着發展逐漸成熟，競爭者增加的速度遠趕過市場成長的速度，導致競爭態勢越趨劇烈，利潤因此下滑。

與此同時，社會大眾尚未改變對行業的既定現象（如同 15-20 年前台灣家長都期待小孩能成為醫生、律師，直到近幾年科技業出頭後，理工科系的地位才慢慢提高），所以金融業仍是許多中國菁英學子畢業後的首選，一來符合家族期盼，二來也順應著前輩的經驗。在市場趨近飽和，但人力又不斷投入的情況下，僧多粥少也就不意外了。

中國最大問答網站「知呼」的一位專欄作家就提到，2021 年中國高校（就是台灣的大學學歷）畢業生有 909 萬，其中近 100 萬是金融、財經專業類的，但同年金融業的新增職缺只有 15 萬不到，意即每 7 個金融類畢業生只有一個能找到自己專業相關的工作，這還是假設別的科系（如經濟、數理、工科等）沒有加入競爭的情況。在金融業的銀行領域該現象更明顯，2010 年中國銀行企業的新增職缺近 21 萬，到了 2015 年只剩 7 萬不到，再到 2019 年只剩下 3.3 萬⋯⋯鏡頭來到券商，近幾年在中國的券商暑期實習生招募現場，應徵者若非北大、清華或世界前 50 名院校的畢業生，幾乎沒有第二輪面試的機會，而即便最後經歷的萬人海選脫穎而出，很快會發現不僅實習幾乎沒津貼，扣除都會區昂貴的生活成本，倒貼是常態。

傳統金融業中的銀行、證券、保險等業務在近十多年來鮮少有甚麼創新之舉，原有的商業模式多半已成了標準化的產品流水線，多數員工的價值越來越不明顯、特色越來越不鮮明，進而呈現出更普遍的勞力密集、智力稀疏的情況。既然功勞難以取得，就只能用苦勞來突顯自己，導致業者開始習慣在幾乎無法增加本業（或產品）價值的各個成本縫隙中塞入過盛的人力資源，於是就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既然各家券商分析師講的內容差異不大，那就只好以隨傳隨到、無孔不入的方式讓客戶留下印象，即便這種安排可能根本沒人參與、甚至讓客戶感到反感。

內捲：一場無法登出，又不能不繼續玩的遊戲

總體市場規模成長停滯、高度競爭，只是內捲所顯露出的「現象」，而非「本質」。真正引發內捲現象的，是參與者既無法退出、又不得不繼續玩的尷尬處境。華人的教育理念也是個內捲的代表，以大學聯考（中國則為高考）為例，台政清交、或是對岸的北大、清華等頂大的錄取名額是固定的，而補習的生態又讓更多考生的應試能力提升。於是在既定的考題範圍內，越來越多人獲得了「解題技巧」，孕育出一整代的考試機器，但卻很鮮少見到相應的科學、社會學有甚麼知名的突破；因為經過了巨量題庫的折磨後，多數學生不僅失去了學習動機，遇到問題的直覺反應就成了找標準答案，珍貴的想像力、創造力早消磨殆盡。

而家長雖然不認同這樣的理念、方法，但在華人重視傳統教育、輕視個人特質的環境下（以台灣為例，據教育部 2017 年的統計，25-34 歲的高教人口超過約 71%，勝過 OECD 國家中最高的韓國 70%，更遠高於僅有 50% 的英美法德等國），沒有大專學歷者幾乎成了異類，甚至難以求職，使得家長即使不喜歡這套遊戲，但為了孩子的生存卻又不得不逼他們玩下去，因為「登出」的成本與勇氣過於奢侈，一般人根本承擔不起。

回過頭來，兩岸三地的金融業也是如此，不論是進入行業所需的巨額資本金、極難取得的營業執照、維持財務健全的高成本，以至開業後取得的市占率等，一旦退出市場後都很難於三五年內再重建，因此迫使業者即便獲利每況愈下，仍不忍退出這片紅海。

創新是擺脫內捲的唯一途徑

那麼如何才能夠繞出「內捲胡同」？在我看來，創新是唯一的出路，而且最好是商業模式、科技等可以橫向開發出新市場、新資源的創新。最簡單的例子或許就是電動車龍頭特斯拉近幾年成功的例子，否則汽車工業也已從上世紀 90 年代後就邁入了高度標準化的、內捲的命運。

金融業在過去幾年少數擺脫內捲困境的案例則是網路券商，如羅賓漢、富途證券、盈透證券、e投睿等。隨著智慧型手機、網路的普及，這些券商減去了實體據點、大量營業員、分析師所需要的成本，將開銷用在開發軟體上，甚至反饋給顧客，以薄利多銷、甚至 0 資金門檻的模式吸引一般散戶，更在其交易 App 上結合了社群平台、跟單交易的功能，成功吸引年輕一輩的潛在投資人。這些成功脫離行業內捲的案例，都以創新為根基，而創新的基本定義是發明與推陳出新，這就必須剔除掉類似準備大考這般標準化的框架，否則在傳統複雜的汽車製造流水線、傳統金融服務這些講求高度標準化、高度遵循各項法規的環境中，將難避免落入內捲的命運。

兩岸三地金融市場中，就法規與成立資本等角度來看，相對開放的是香港，故香港在證券、銀行、保險的推陳出新速度總能領先兩岸 5-10 年，甚至更久。如近幾年在歐美炒得火熱的虛擬貨幣、實用程度高的小額特色保險等，在香港都有相對創新的案例，包含完全虛擬化的小型保險平台、虛擬銀行、虛擬貨幣交易所等，能否成功雖仍待時間發酵，但這是創新過程的必經之路。反觀中國內地與台灣的金融市場，普遍存在監管嚴、限制多、手續繁雜、初始資本金要求高等現象，中國或許仍有市場規模的紅利，但除非法規、監管鬆綁，否則如券商的內捲情況預計很快將出現在金融業各個角落。至於台灣，在金融市場規模已經觸頂多年的情況下，若持續打保守牌、走傳統路線，則恐難擺脫長期內捲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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