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夢遊與散步的生命姿態：林禹瑄《夢遊的犀牛》╳李時雍《永久散步》對談側記

天氣微冷的台北週末午後，兩位作家帶著彼此的旅途經歷，書寫生命的文字，來到紀州庵文學森林，與讀者們一起聊聊創作與遷徙。

➤移動中的自我探尋和寫作

「夢遊，是我在異國生活時很常有的感覺。犀牛則是來自一幅畫叫〈杜勒的犀牛〉（Dürer's Rhinoceros, 1515）。」關於書名《夢遊的犀牛》是如何而來，林禹瑄說起關鍵的那幅畫——畫裡的犀牛不存在於這世界，卻廣受大眾喜愛。「我覺得這很有趣，」林禹瑄說：「這隻不存在的犀牛好像在很多面向都反射出我書寫和生活的狀態，包括那個被大家所喜愛的不存在／虛幻的遠方。」

德國藝術家阿爾布雷希特·杜勒1515年創作的木刻版畫〈杜勒的犀牛〉。這幅版畫風靡歐洲，在18世紀晚期以前，被認為表現了犀牛的真正模樣。（圖源：維基）

林禹瑄以書裡四輯〈半途〉、〈遠方〉、〈夢遊〉、〈旁觀〉來區分每一篇散文的調性和位置。前三輯書寫旅居的體悟和思考，最後一輯則收錄過往報導採訪難民等議題時的觀察和省思。

她也解釋遷徙過程中所感受到的「不確定性」，彷彿旅居期間一直帶在身邊、自己非常喜歡的比利時藝術家米歇爾．法蘭索瓦（Michel François）攝影作品〈跳躍者〉（Les sauteurs, 1995）：這幀照片捕捉的是兩個男孩牽著手，從空中縱身一躍、搖晃靈動的瞬間。「他捕捉到兩個男孩躍下的瞬間，」林禹瑄說：「那個瞬間，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沒有人知道躍下後迎接他們的是什麼，也許是生，也許是死。但那種懸空的不確定性，中間卻有一種確定性。」

林禹瑄書寫旅居，更多的是心靈上的遷徙，和如夢境般的旅行。她從台北寫到布魯塞爾，再寫回家鄉台南，然後再去到經歷貧窮、屠殺、戰爭的他鄉——除了讓自己的身體在邊境之間持續地移動外，她也讓自己的書寫保持流動。藉由書寫，嘗試在生活之間找到「不確定性」裡面的「確定性」，也讓自己看見事物表層內裡湧動的真實核心。

李時雍則提到自己書寫《永久散步》的時期。居住在美國波士頓一年，就像是慢慢地把生活的表皮削除，開始面對自己，重新形塑日常。「生活在遠方看似很戲劇性，但其中隱藏了非常多不安、不確定性，和困難。這些事物會誘發書寫的欲望。」李時雍日後回想那段時光，以伊朗導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的作品《24格》（24 Frames）連結當時的記憶、攝影與電影，梳理生活的本質。

對於同樣以文字抒發旅程所思所想的林禹瑄而言，這種飄盪的日子除了誘發寫作的欲望，她也在其中重新思考寫作的必要性。「我常常問自己，我是喜歡寫作？還是喜歡被看見？」在異地生活，中文寫作幾乎失去意義，加上當時申請創作補助的結果不如預期，她不禁對寫作之路產生質疑。但寫作的欲望終究大過一切，她最終明白了書寫之於自我的重要，相信書寫帶來的安定力量，更勝於外界的評價。

➤在移動／不確定性之中找到自由，也找到自己

在《夢遊的犀牛》和《永久散步》之間，個體總是在移動。除了文化地理上的遷徙，我們又要如何從不斷的移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林禹瑄說起自己在台北居住７年之後，回到故鄉台南，感覺雖然在場，但也缺席，有一種「身分上的斷裂」。現在從台北離開，到了布魯塞爾居住，也開始一點一滴遺失與台灣這塊土地的連結。「所以我開始問自己，我們有沒有必要用一個地理上的位置來定義自己？」她問。但拋開國家，拋開土地後，一個人要如何在這個空白的不確定性裡面錨定自我？

李時雍則援引杉本博司拍攝的劇院系列，以及坂本龍一彈奏受海水侵蝕而鏽腐鋼琴時說的那句「它們只是恢復了自然中原本的狀態」，映照出腐蝕與原生之間存在的歸屬關係。同時提及林禹瑄在書中提到的達蓋爾（Louis Daguerre）攝影作品〈聖殿大道〉（Boulevard du Temple, 1838）。

李時雍重述林禹瑄在文中的思考：「照片中唯一在長時間曝光下存在的擦鞋匠，彷彿也能讓觀者去思索，當屬於身分的標記隨著遷徙而退隱後，顯影的究竟會是什麼。」

路易．達蓋爾於1838年在巴黎聖殿大道拍攝的〈聖殿大道〉（左），是目前保存最早的銀版攝影法影像之一。拍攝當時可能有許多人和馬匹經過，但由於曝光時間需要4~5分鐘，最終只拍攝到兩個靜止不動的人：擦鞋匠和他的顧客（如右圖特寫），成為了攝影史上首次記錄的人類影像。（圖源：維基）

李時雍表示，自己在寫《永久散步》的創作後記時，借用了人類學家詹姆士．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所說的「清晰的不確定性」，說明當代不斷跨越邊境的移動，便會自成疑問的所在以及反覆的自我提醒。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的《塞瑟島之旅》（Voyage to Cythera）中，一個人站在漂流汪洋中的木棧板場景，也一再點出邊境和離散的母題——或許遷移會使人剝除身分認同，但也正因身處這種不斷往返的搖晃，更需要堅定看見個體存在的本質。

長期的遷徙和旅行，讓家鄉對於林禹瑄的意義出現質變。她開始以遠方的角度回望這個島嶼，並因此發現自己從前的「盲區」。「當我向歐洲的朋友解釋台灣是什麼樣的地方時，很多時候會發現自己對台灣認識不足的地方，必須重新理解自己的故鄉。」對她而言，旅途的往返，除了自我身分在搖晃不定的日子需要被錨定之外，也是不斷地觀察、界定自己與原生土地間的關係。

林禹瑄以文字穿越生活表層及許多邊境，持續思索存在核心。李時雍則覺得這回為林禹瑄新書提筆撰文，也讓他如同穿越時空，回想起當年與林禹瑄書信往返的往事。「記得她有次來信說人在肯亞，又說要啟程去向另一個遠方。2017年的秋天，我也辭去工作，遷移至另一個彼岸。」兩人的創作彷彿成為彼此生命經驗的交會及另一種呼應，而這個冬日午後的對談，正是一個美麗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