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臺灣該關注「氣候正義」？

大家對「國際援助」或「國際發展」的印象是什麼呢？每當臺灣面對邦交國斷交時，常會有民眾質疑這對臺灣的實質益處，認為是沒有回報的「慈善事業」或「撒幣外交」。然而，國際援助不應只是金錢的轉移，也包含知識與技術的交流，透過多層次的長期合作來促進國家的實質發展、解決跨國挑戰，並達到互利共贏的目的。

暑假時，我透過學校的媒合計畫來到 Chance for Childhood 在倫敦的辦公室實習，這是一個專注於非洲孩童權益的組織，在為期 6 週的工作裡，我的主要任務是負責制定一份可持續性策略。具體來說，這份實習工作包含分析各種人道組織所推出的相關計畫，以及研究組織內部的影響力、資金來源、策略性夥伴等，將「永續性（Sustainability）」的概念融入營運的核心。

透過本文，我將藉由這段第一線接觸國際發展組織的經歷，進一步反思氣候變遷下加劇的全球不平等，以及臺灣能在國際合作中扮演的角色。

氣候變遷下，人權組織也要「轉型」

訪談在迦納、盧安達、肯亞、烏干達及剛果工作的主管們，他們告訴我：「氣候變遷正在改變人道救援工作的傳統範疇。」

隨著洪水、旱災等極端氣候事件的頻率和強度增加，當地兒童正面臨著更高的風險，包括童婚、流落街頭，以及教育中斷等問題。比如：烏干達 70% 的人口依賴農業維生，但日益加劇的乾旱卻使得許多人難以維持收入、養活子女。

認知到氣候變遷讓人道危機更為嚴重，許多人權組織也開始重視環境永續的議題，並著手進行相關「轉型」。除了啟動有關氣候災難的救援工作，部分組織也承諾減少環境足跡，並透過以「當地」為主體的合作，支持這些社群參與改變的過程，共同發展因應氣候和環境風險的韌性。

以月經貧窮的議題而言，雖然提供衛生棉等產品短暫解決了生理需求，但卻忽略了當地可能缺乏有效的廢棄物處理系統，反而為社區帶來更多環境負擔。因此，一些組織開始推動布衛生棉工作坊，指導當地婦女製作環保、可重複使用且不會產生廢棄物的布衛生棉。在減少碳足跡的同時，這些創新的方案不僅能提升婦女的技能與自信，也創造出經濟收入的機會，為在地的社群發展提供了更加永續的方案。

這樣以地方為主導的發展，呼應的是「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思潮。透過將計畫和資金的決策權交給地方社區，以消除國際發展領域中，關於殖民主義、種族歧視的歷史根源，同時建立與合作社區之間的信任。

我所在的組織 Chance for Childhood 也將「以地方為本的解方（Place-based solutions）」列為核心價值之一。作為一個致力於促進非洲孩童權利的慈善組織，我們的英國倫敦辦公室主要負責尋找資金和提供策略支持；位於非洲的 4 個辦公室則在執行層面上發揮主導作用。雙方團隊不僅會透過視訊會議保持緊密聯繫，主管們也會定期親赴受助地區訪視，以確保專案符合地方需求，以及維持工作的透明性。

除此之外，這些國際發展工作的案例，也讓我意識到每個人所面臨的環境風險，會因不同身分的交織而產生程度不一的影響。因此，如何辨識「最需要幫助的群體」，並採取「更有效的方式」分配有限的資源，就變得至關重要。以我所在的組織 Chance for Childhood 為例，作為一個致力於孩童權利的組織，我們在盧安達的工作就是以提升農村地區身障女童的教育為主軸。

氣候正義難解？非營利組織可這樣因應

考量各種不平等的結構性因素，比如國家、性別、年齡、障礙、種族與城鄉差距等，不難發現一些長久以來被主流世界邊緣化的弱勢群體，在氣候變遷這個共同挑戰裡，卻承受著更大的衝擊──儘管他們在歷史上的排放責任是微乎其微的。

我想起在一場客座講座中，擅長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的牛津大學 Amir Lebdioui 教授提到，「能源轉型」對發展中國家帶來多重挑戰：不僅更容易受到環境衝擊，還會因為信用評級機構將這些氣候風險納入評估而進一步受限，最終被排除在綠色經濟帶來的機會之外，導致大量就業機會和價值鏈製造集中於少數擁有工業基礎的國家。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當前全球的可再生能源投資並非以國際發展的需求為核心，而是受經濟利益所驅動──在 6 億人無法用電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雖然擁有發展地熱、太陽能和風能的天然潛力，但人均所獲的投資金額卻僅為 1 美元，遠遠落後於美國的 180 美元和歐洲的 120 美元。

認知到「氣候正義」中的結構性不公，我和募資部門的主管也討論到非營利組織「精準合作夥伴」及「多元化資金」的重要性。作為一個慈善組織，資金來源除了仰賴一般大眾的善款外，企業捐贈也是重要支柱之一。透過跟重視永續價值的夥伴合作，不僅能確保行動與目標一致，也能吸引穩定的資金支持，進一步鞏固組織推動社會與環境正義這些長期計畫的能力。

為什麼臺灣應該關注氣候正義？

作為氣候高風險國家，臺灣因地理位置與洋流的影響，周邊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兩倍以上。然而，政治因素卻導致臺灣長期被排除在《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與《巴黎協定》之外，難以獲得公平的資源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在大洋洲的 3 個邦交國──馬紹爾群島、帛琉和吐瓦魯，是在全球暖化影響下最脆弱的海島國家。對於這些人口較少的小島國，臺灣所提供的技術與資金支持都對當地的農業、再生能源發展，有著顯著的實質效益；相應地，這些國家也會在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為臺灣發聲，強調臺灣在氣候治理的貢獻。

如同近年來人權組織積極跨足氣候倡議，臺灣的氣候外交也可以透過結合自身的人權成就，與理念相近的國家合作，用實質行動來進一步深化民主國家的身分認同與國際形象，在跨領域的全球議題中展現獨特的領導潛力。

氣候變遷是嚴峻的全球挑戰，也是達成國際合作的契機。要確保臺灣能夠充分發揮影響力，而非停留在空泛的承諾上，除了加速自身的能源轉型和減碳成效，也需要轉換思維，不再將「國際援助」視為單方面的施予，而是與夥伴共同努力的進程；這樣的共同凝聚力正是建立穩固而有意義的國際關係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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