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憲政風暴，給台灣哪些啟示？

當總統被質疑濫用緊急權力、當國會與行政陷入全面對立、當公民社會極化撕裂，南韓的戒嚴風波觸發了重大的憲政危機。但這不僅是南韓的困局，更是所有民主國家的集體命題──在政黨無止境的惡鬥下，緊急權力成為奪回政局的工具，但民主制度究竟能承受多少衝擊？韓國此刻的權力真空，是否也是未來台灣政治的預警？

地緣政治的共振效應，更對整個印太地區的戰略產生連鎖反應；無論是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的穩定，還是中國、北韓在區域內的行動空間，都因南韓的憲政危機增添更多不確定性。

本文將接續彈劾當下的報導，進一步分析南韓政局的走向，以彈劾與內亂罪的審判發展為中心，觀察其對台灣與印太地區的影響。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開箱這場「民主壓力測試」。

彈劾的關鍵是「有無重大違憲」

根據韓國憲法，當國會 1/3 以上議員提案，並由 2/3 以上議員表決通過，憲法法院就要審理彈劾案，並在 180 天內作出判決。且依規定，彈劾是否通過，就看「行使職務是否違法」。

而總統作為全民選出的領導人，擁有高度的「民主正當性」，因此違法必須要達到「嚴重破壞憲政秩序」的程度才可成立彈劾。例如，在 2004 年盧武鉉總統的彈劾案中，憲法法院即認為，輕微的違法行為不足以成為罷免理由，否則將對憲政秩序與民意造成更大的侵害。此外，大法官在認定彈劾時，也會綜合考量罷免可能引發的政治後果。

此次國會提出彈劾的理由，集中在尹錫悅於和平時期宣布戒嚴的問題。國會認為，戒嚴令不僅阻礙國會運作，還試圖限制議員與政治人物的活動，破壞憲法保障基本權利與權力分立的精神。

而「尹錫悅觸犯內亂罪」的說法，雖然一開始有被列為彈劾事由之一，但國會後來在開庭前的準備程序中，試圖把焦點轉向「戒嚴令是否違憲」，而非構成內亂罪與否。這一策略降低了舉證難度，並避免在刑事犯罪的認定上，與尹錫悅陣營展開更激烈的對抗。

但抽換理由這件事，也引發了尹錫悅方的不滿，他們認為：總統犯了內亂罪並彈劾，或因總統宣布戒嚴不合適而彈劾，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評估；在未經完整授權的前提下，就任由少數人擅自更改起訴理由，是不可接受的，國會應另外再提出彈劾。

承上所述，如果憲法法庭是以「犯了內亂罪」來審理彈劾，且經認定有罪，那自然是對憲政秩序的嚴重破壞；反之，若最後改聚焦在「戒嚴令是否違憲」，那麼尹錫悅陣營則主張：戒嚴令是總統的「統治行為」（註），沒有具體的標準可供判斷好壞，所以不應受到司法審查，同時強調，戒嚴的目的在於維持國會周邊秩序，而非阻止議會運作。這種說法試圖把戒嚴合理為一種正當措施，減少其衝擊憲政秩序的負面印象。

此外，也有學者認為：尹錫悅的行為雖引發爭議，但戒嚴令在國會解除後就迅速撤回，對於憲政秩序的破壞也是有限。另一方面，法院也需考量彈劾總統後，是否會進一步導致社會混亂，特別是在韓國政局現已高度分裂的情況下，這些角度都在審判天平上往「駁回」那端增添了砝碼。

最後，究竟是尹錫悅先被憲法法庭判定下台，還是國會反覆提出彈劾？台灣人愛看韓劇，但政壇風暴比韓劇更撲朔迷離，因為尹錫悅除了彈劾，還有內亂罪的刑事審判另外等著他。

除了彈劾，尹錫悅還有內亂罪的刑事審判等著他。圖／A.PAES@Shutterstock

「妨礙國會運作」就會成立內亂罪？

儘管現任總統享有不受起訴的特權，但犯了內亂罪的人是例外，因此有很多聲音認為尹錫悅無法逃脫刑事處罰。

根據南韓《刑法》第 87 條，若以「篡奪國土或顛覆憲法」為目的發動暴動，即構成內亂罪。本次尹錫悅涉及的「顛覆憲法」，是指妨礙政府機關，使其無法行使職權。內亂罪的主犯可被判無期徒刑、監禁或死刑，即便「僅單純參與行動」也會面臨最低 5 年的處罰。就算沒有成功，內亂未遂或預備內亂的人，也同樣會被處罰。

在過去的判例中，只要採取「實際行動」阻礙國會機關行使職權，就會成立內亂罪。1997 年 4 月，由「全斗煥和盧泰愚」涉及的內亂判決中，法院就認定：「若以軍力封鎖國會、阻止國會議員進入，並導致國會相當時間內無法召開，讓國會職權無法行使，就是顛覆憲法。」

當時全斗煥為了將戒嚴擴大至全國，便封鎖國會殿堂，阻止議員進出。此外，他們還透過預防性逮捕和戒嚴公告，實施了對政治活動的種種限制。

而尹宣布緊急戒嚴當晚，理由即「國會是犯罪者的巢穴、充斥反國家勢力」。隨後，便派警方封鎖了國會大門，阻止議員及工作人員進入。同時，約 240 名武裝部隊搭乘直升機進入國會，試圖封鎖。尹與過往全斗煥與盧泰愚的做法，如出一轍，即很可能被認定顛覆憲法。

對此，尹錫悅律師團主張：「掌握政權的人為什麼還要篡奪政權？為什麼要發動內亂？」他們強調，尹沒有製造內亂的故意。不過這樣的說法，並未回應戒嚴公告中，尹試圖控制媒體的報導自由，以及集會結社的自由。這樣的判罪風險，也讓南韓政權一步步邁向真空。

韓國政權內部真空，對國際的影響

因為這場戒嚴風波，不僅讓韓國陷入混亂，也正改變整個印太地區的政治走向。一句下令，不只讓南韓的政治運作幾乎陷入停滯，更可能讓周邊國家，包括北韓、日本、中國、美國、甚至台灣，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

對北韓來說，南韓的混亂可能是個「天賜良機」。尹錫悅曾以「消滅追隨北韓主張的勢力」為由頒布戒嚴令，甚至把國會在野黨描述為「親北派」，這種把內部政治糾紛與北韓議題掛鉤的做法，難免引來爭議。然而去（2024）年以來，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既已直接表示南韓是「主要敵人」，尹如此正面對決的口吻，就能給北韓轉為對抗立場的台階，如將「核武安置問題」徹底擱置。

於是，北韓可能選擇在邊境地區發起軍事挑釁，或試射飛彈，這樣不僅可以測試南韓與盟國的反應能力，也能為北韓的內部宣傳提供素材，進一步鞏固其對國內的控制力，不免俗地更讓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升溫。

南韓的政局混亂也對盟國造成了不小的壓力。美國政治媒體《Politico》於報導指出：「尹錫悅總統面臨彈劾，將對拜登總統在印太地區遏制中國霸權主義的努力產生重大影響。」該報導還提到：「如果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的李在明代表掌權，拜登總統調解首爾與東京而促成的韓、美、日三國關係，可能面臨危險。」

美國原本希望通過韓、美、日三國合作，遏制中國在印太地區的不斷擴張。然而，南韓內部不穩可能就削弱其在此一連線中的角色。美國或許會選擇積極介入南韓局勢，例如派遣特使或強化軍事合作，以穩定朝鮮半島的局勢；尤其川普不想消耗過多的外交與軍事資源於歐洲的態度，或許能抽回更多軍事資源部署於亞洲，鞏固對中國的制衡。

對中國來說，自然希望趁亂於南韓誕生一個更親中的政權，目前呼聲最高且符期望的便是在野黨黨魁李在明。在地媒體指出：「（若李在明代表執政）他可能利用南韓民間對日本根深蒂固的反感情緒，推翻尹錫悅總統在外交上充當橋梁的角色，甚至可能改變南韓對韓美日合作的承諾。」

尤其，針對台灣海峽局勢，李在明曾表示：尹錫悅執政後，首爾和北京關係惡化；其實只要對中國與台灣都說謝謝就好了（他說「謝謝」時還特別講中文）。他表明，南韓為何要介入兩岸問題？無論中國及台灣的內政如何，又跟南韓有什麼關係？「我們自己過好日子不久好了？」這些言論顯示，李在明的立場與過去幾年韓、美、日倡導的「維護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存在相當大的溫差。

南韓現任共同民主黨黨代表李在明。圖／경기도 뉴스포털 @Wikipedia KOGL Type 1

所以，南韓的憲政危機提供了中國可乘之機，其可能進一步擴大與北韓的合作，同時削弱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不過，北韓的挑釁行為也可能讓中國感到棘手，尤其是在北韓過於依賴俄羅斯或試圖升級軍事行動時，可能會損害中國在區域內的穩定形象。

而日本作為南韓的近鄰，也難對危機置身事外。日本會擔心南韓政局讓北韓變本加厲，進一步威脅地區安全。此外，若李在明執政，以其過往政治言論，十分可能會要求日本為殖民統治道歉，並表示「在日本道歉之前，無法進行正常對話」。而南韓若無法正常履行區域合作，日本或許會更依賴美國的保護，甚至考慮強化自主國防能力。

至於台灣，南韓局勢之於對抗中國威脅至關重要，但現在的政治真空可能讓美國分心，削弱其對台灣的軍事與外交支持。北韓挑釁的升高，也可能讓中國在台海問題上找到「模仿機會」，利用混亂測試台灣與國際社會的反應。換言之，中國可能利用南韓局勢，趁空施壓台灣，例如增加軍事威脅、擴大外交孤立或強化對台統戰活動。

特別是川普上任後擬推動的「新關稅政策」若過度刺激中國，那麼台灣海峽的軍事緊張也可能進一步升高，以轉移國內注意力。相較拜登政府強調與盟友的協調，川普高舉「美國第一」的旗幟，可能削弱多邊對中國威懾，從而為後者帶來利多。為此，台灣將被迫加強軍備，同時也需展開更靈活、更多元的外交活動，以發展美國之外的支持。

南韓的憲政風暴，為我們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當一個國家的內部權力出現真空，影響絕不會僅限於國內，也會波及整個區域的穩定與安全。南韓的亂局提醒我們，維護憲政秩序和民主機制的穩定，不僅是國內治理的基石，更是面對外部挑戰時最重要的核心力量。

南韓戒嚴，對台灣政局的啟示

這不僅是一場鄰國的政治大戲，更是一面清晰的鏡子，映射出台灣在地緣政治、府會關係、緊急權力與司法制衡上的諸多挑戰。

在地緣政治上，台灣與南韓面臨著極為相似的困境。南韓位於美中競爭的最前線，不僅需應對北韓的軍事威脅，還需在美國與中國之間取得外交與經濟的微妙平衡。台灣同樣處於美中對抗的核心地帶，一方面受到中國武統壓力的逼迫，另一方面依賴美國的安全承諾。

當南韓因內部政治危機導致國家治理能力下降時，北韓和中國或許看到了擴大影響力的機會。對台灣而言，這正是值得警惕的情景。當內部政治惡鬥持續不休，對外戰略便無法充分執行，反而可能被境外勢力當作弱點，進而升高安全風險。

而府會關係失衡，正是引發本次風暴發的最後稻草。尹錫悅政府在面對反對黨的種種挑戰時，最後選擇以戒嚴令強行壓制，導致行政與立法機關之間的對立全面爆發。這場衝突讓南韓的民主體制幾乎陷入停擺，也讓國際社會對其憲政穩定產生疑慮。

對台灣而言，類似的隱憂同樣存在。長期以來，基於偏向總統制的運作前提，若非「完全執政」，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合作屢屢受阻，讓許多重大政策的推動拖延不前。南韓的經驗告訴我們，若府會關係無法妥善調整，最終損害的就是治理效率與人民信任。既然立法院是藍綠對決的主戰場，我們即應積極推動改革包括議事規範，強調審議與透明的重要性，降低惡鬥動力。

長遠來看，我們也應強化公民對民主審議的重視，提升公民在公共議題的判斷力，才能促成選賢與能，減少後續於議事程序的情緒對立。

至於緊急權力的行使，南韓也提供了一個鮮明警示。如前幾年面對武漢肺炎之際，台灣主管機關的權力是否過大，是否毫無限制也曾引發激烈爭議。南韓的經驗提醒我們，緊急權力的行使必須受到更嚴格的規範與監督。這不僅關乎執行效率，更是對憲政秩序的基本尊重。台灣需要在法制上明確規範各項緊急權力的行使標準，避免任何超越憲法的行為，確保權力不被濫用。

最後，南韓憲政危機中，我們可以看見司法是制衡濫權的重要角色。南韓的憲政危機突顯了民主制度的脆弱，但也反映出大法官在維護民主秩序中的關鍵作用。台灣在這方面同樣面臨挑戰──雖然司法機關應扮演獨立的仲裁者，但近期的法律修正調高開會與表決門檻，讓台灣的大法官陷入實質癱瘓的疑慮。南韓的例子告訴我們，司法權對於防止濫權至關重要，台灣需要捍衛司法獨立與專業運作，讓其確實能善盡「憲法守護者」的本分。

台灣作為與南韓發展相似的民主國家，應該從這場危機中學習。民主的韌性不僅來自於選票，更來自於對制度的尊重。我們可以從現在做起，推動更透明完整的議事規範，從源頭減少政治惡鬥；監督緊急權力的行使，杜絕濫用的空間；同時，共同守護司法獨立，確保其成為制度最後的守門人。

這不是為了應對眼前的風險，而是為了在未來任何挑戰來臨時，台灣的民主依然穩如磐石。

註：也有人指出尹錫悅宣布緊急戒嚴本身就違反了憲法和戒嚴法。南韓憲法和戒嚴法規定，只有在發生戰爭、動亂及與此相當的國家緊急事態，並有必要投入軍力維護社會秩序時，才能實施緊急戒嚴。然而，尹錫悅在緊急記者會上提出的實施戒嚴的理由是，在野黨彈劾檢察官、單獨處理預算案，使司法與行政系統癱瘓，但這些是否符合憲法和戒嚴法所規定的條件，還要靜待審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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