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底，《換日線》曾領臺灣媒體之先，在《臺日韓青年的世代之聲》季刊中，透過各地新世代作者的現場觀察與分析，大篇幅報導了臺日韓等國，在「厭世代」、「寬鬆世代」、「YOLO 世代」等新興名詞背後，高度類同的青年困境。
轉眼間時序進入 2024 年中，如今從臺灣和歐美的「啃老族」、「安靜離職潮」，日本的「（新）三無世代」，再到韓國的「全拋世代」⋯⋯，邁入後疫情時代，對青年處境的負面、悲觀形容卻只是有增無減；甚至連過去經常被部分媒體視為有「狼性」、「競爭力」的中國年輕人，也出現了鋪天蓋地的「躺平」浪潮。
5 年多的時間，在全球科技與趨勢高速變化的 21 世紀，幾乎已等於過往的一整個年代（Era）。然而無論從「Y 世代／千禧世代」到「Ｚ世代」，從歐美到臺灣與鄰近的日本、韓國、星馬⋯⋯，無數青年儘管身處繁華的已開發國家或大都會，對未來的茫然和擔憂、甚至失去希望，卻絲毫不見緩解的跡象。而且，幾乎是前所未有地跨越國境，高度地彼此相似。
為何理應「肩負國家未來」的青年族群，卻長期出現跨越國境的集體焦慮？各國年輕世代面臨了哪些共同挑戰？又有什麼可能的解決方案？
在以下本期的封面故事專題中，我們將再次借重各領域專家，以及遍佈全球、深入各國現場的在地作者，借鏡日韓、新加坡等國的在地經驗，並邀請Ｚ世代「當事人」們現身說法，嘗試一一探索這些問題。
三十不再「而立」，先進國家的新常態
首先，問題的根源還是要從經濟說起：2007-08 年一場全球性的金融海嘯，儘管如今看來已是過往雲煙，影響卻很可能遠比想像中要來得深遠，甚至徹底改變了各國直至今日的財富分配方式與政經局勢。
知名經濟史學家亞當．圖澤（Adam Tooze）在金融海嘯 10 年後出版的 700 頁鉅著《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中譯版書名為《崩盤：金融海嘯十年後，從經濟危機到後真相政治的不穩定世界》）中，即是這個觀點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若用最淺顯易懂的方式來說明圖澤的觀點，即是全球性的「危機」其實從未解除，只是被美國和各國的「印鈔救市特效藥」所掩蓋。但這帖「特效藥」的副作用無窮：它讓經濟成長的統計數字與真實景氣脫鉤，讓擁有資本的富者越富、貧者越貧，也讓廣大以薪資（而非資本利得）為主要收入的中產階級，逐漸向下流動成為「新貧族」──而且這個副作用是全球性的。
而對絕大多數於「災後」投入職場、身處成熟經濟體的各國青年而言，除了極少數的產業和指標性企業之外，幾乎無可避免地普遍面臨「薪資漲幅跟不上物價」、「望房興嘆」等命運。更不用提在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後，首當其衝的也是相對缺乏資本累積和職場經歷的青年族群。
換言之，傳統上所謂的「三十而立」，意指經濟獨立、買房成家，甚至能夠供養父母。不論在臺灣或鄰近的日韓，早已從父母輩世代口中的「常態」變成如今的「特例」。甚至連向來在「印象中」青年們更早離家獨立的美國，實情也早非如此：根據皮尤中心（PEW）的最新調查，近 5 年來美國子女成年後仍住父母家中的比例不僅逐年攀升、更不斷創下歷史新高，如今 35 歲以下的美國青年，已有超過 1/3 仍與父母同住。
產業變化急遽、學用落差擴大
在臺灣和亞洲許多國家的青年世代，還共同面臨了所謂「學用落差」日趨嚴重的問題。
以韓國為例，數十年前就有「SKY」（指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三大名校）是前途保證的說法。「好學校 = 好工作」的思維，更讓無數父母即使窮盡全家積蓄、甚至貸款舉債，也要讓孩子進入各式補習班、保證班，有機會換得一張都會區前段大學、甚至三大名校的入場券。
然而，由於疫情對景氣的衝擊、加上產業趨勢變化越來越迅速，這個迷思在真實的韓國職場中卻早已不復存在。近年隨著韓國大型企業和財團紛紛以專案約聘、短期約聘或跨境外包等方式，尋找更具「即戰力」和成本較低的員工，韓國大學畢業生的（正職）就業比例正不斷降低。甚至根據近年統計，連「SKY」等名校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也從過往的 75% 至 80% 左右，降至如今的七成以下。
換言之，在升學主義氛圍濃厚的時代下成長，無數韓國青年（和背後的家庭）歷經激烈的競爭，同時付出 4 年高昂的學費後，終於自大學、研究所畢業，卻因校內所學跟不上市場需求，等待他們的卻多半是另一個更為激烈殘酷的求職考驗，或遠遠低於原先預期的薪資待遇。
根據 2020 至 2022 年統計，韓國的大學平均錄取率約為 70%（包含 2 至 3 年制的技職型大學），卻早已不再能保證一個「較為光明」的未來；在平均大學錄取率長年超過九成的臺灣，「學歷通膨、文憑貶值」的現象，除了少數專業領域如科技、金融等之外，恐怕只是更為嚴峻。
如今，以在學大學生和社會新鮮人為主的各大網路論壇討論區中，「後悔當年選錯系」、「早知何必背學貸念大學／研究所」等主題，往往能引起廣大迴響和共鳴。而根據去年《104 職場力》和線上學習平臺 Hahow 等不同機構的調查，也都顯示出今日的臺灣年輕世代，在擁有史上最高平均學歷的同時，卻也同時面臨歷年最嚴重的產學落差問題。
另一個顯得矛盾、卻同樣值得關心的議題是，每當臺灣企業經營者或管理者被問及營運挑戰時，「缺工」、「找不到人才」、「與新世代難以溝通」、「員工流動率高」等往往名列前茅──這不僅顯示出跨世代的勞資雙方在對「所需職能和相應待遇」之間的期望經常出現落差，在主流職涯價值觀的取向上，也有著顯著差異。
「FoMO 症候群」放大焦慮
多數國家的 Z 世代青年，還有一個重要的共同特徵：地表上首批「數位（網路）原生族群」。他們自小便習慣網路的使用，更在 2005 年前後各式社群媒體（social media）平臺興起後，大多以其作為最主要的資訊來源和社交媒介，甚至是工作和生活的重心。
這樣的特質，往往讓 Z 世代擁有比資深世代更習於透過不同平臺的運用，快速掌握資訊、即時溝通交流等優勢。然而，社群媒體帶來的負面影響，如資訊真假難辨、碎片化和同溫層效應等，也同樣難以避免。
尤其近年來，心理學界越來越關注 Z 世代（及更年輕的 α 世代）因大量使用社群媒體，所造成的心理健康問題。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是「FoMO」症候群（Fear of Missing Out），又稱「錯失恐懼症」或「社群恐慌」。這個 2000 年後才出現的新詞彙，指的是擔心錯過「融入群體」的機會，或焦慮於「落後他人」的心理。
自 2010 年後，關於 FoMO 的研究越來越多，從英美到臺灣，許多臨床研究和田野調查都顯示，以 Z 世代為最大宗的社群媒體重度使用者，遠較鮮少使用社群媒體的族群更容易感受到「自己處境不如他人」、「擔心遭到排斥」、「對未來失去信心與希望」等負面情緒。
《換日線》編輯部近月陸續訪談多位Ｚ世代的臺灣在校學生，及英美日韓的留學交換生，同樣發現無論經濟背景、所處國境，絕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若只透過社群媒體的動態，「同儕生活看起來都比我充實、有意義，過得比我好」等，並且焦慮於自己「一事無成」。然而也有現年20 歲的受訪者表示：「在社群媒體上人們本就傾向呈現較好的一面，實際認識本人後，才發現大家的困境和煩惱其實差不多。」
根據臺灣兒福聯盟 2022 年「臺灣兒少社群恐慌（FoMO）現象」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 86.9% 的 13 至 17 歲臺灣青少年出現過至少一項研究中定義的「社群恐慌狀況」，當中並有 30% 以上表示情緒因此受到影響。顯示出社群媒體放大比較心理及相對剝奪感等負面情緒的效應，正快速地向更低、更廣的年齡層擴散。
青年困境不只是「國安問題」，更是「國際重要議題」
從日本到臺灣、南韓，在一一邁向超高齡社會（根據聯合國定義，65 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率達 20% 的國家或地區）的同時，青年世代卻因現實經濟條件與對未來不確定感高等種種原因，普遍傾向「晚婚晚生、不婚不生」的趨勢，更已無疑成為嚴重的「國安危機」。
臺灣生育率頻創歷史新低，加速超高齡社會來臨。 圖／換日線編輯部 製作（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根據主計處和衛福部統計，臺灣的總生育率從 1990 年代的近 2% 一路下滑，至 2022 年僅有 0.87％的歷史新低。再加上平均壽命的增加、青壯人口淨移入率低，使得臺灣名列全球「高齡化速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按照這個趨勢，根據國發會的估算，臺灣將立即在明（2025）年迎來超高齡社會。而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到了 2050 年時，高齡人口將佔全國人口接近 40%。相當於平均每一位尚未退休的成年人，都需要負擔一位長者的福利、照護支出。屆時所有社福政策、保險體制等，勢必將受到極其嚴峻的挑戰。
事實上，青年世代的困境，從來不僅僅是單一世代的問題而已，更會向上牽動社福、社會保險等機制的穩定，向下影響未來數個世代身處的環境。它不僅僅是個別國家的「國安危機」、更已成為「國際重要議題」之一。
到了 2050 年時，高齡人口將佔全國人口接近 40%。 圖／換日線編輯部 製作（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根據《CSR@天下》採訪報導，聯合國即將於今年 9 月舉辦的《未來高峰會》（the summit of the future），正式將「青年參與」和「未來世代」納入主要議程中。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並公開呼籲：「聯合國（各會員國）應進行長期的政策規劃，為青年與新世代的發展機會進行更多準備。」
無論此舉最後是否真能落實到聯合國體系未來的相關政策中，或者僅是「宣示意義大於實質意義」，至少各國政府領導人如今多已意識到青年世代的參與程度，將直接影響全球永續發展的進程與結果。
舊路不通，新路未明──「但是我們未曾放棄」
「我們也是這樣苦過來的」、「年輕時本來就會茫然」、「是你（們）抗壓性太低」、「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問題」⋯⋯面對新世代集體面臨的結構性挑戰，如今掌握社會中多數資源的Ｘ世代和戰後嬰兒潮世代，不時會以類似的論點加以批評、甚至感嘆「一代不如一代」，或者試圖以當年自身所處時空背景的應對方式，規勸後進世代。
確實，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難處；不同的生命階段，也都有著各自的課題。然而前述種種「專屬」於當代青年的挑戰，卻在高度全球化、網際網路資訊爆炸、趨勢快速變遷、人工智慧時代來臨⋯⋯等等過去未曾出現過的時代背景下，前所未有地跨越了許多國境。
換言之，在巨大的時空環境差異下，過去用以解決青年關心問題的「標準答案」，時至今日往往不再適用，或者「效期」極其有限。
所幸，儘管面臨全新且嚴峻的種種挑戰，臺灣和各國的青年世代，多數仍未放棄努力「拓荒」、走出屬於自己的新路徑，甚至彼此串連凝聚，逐步形成新的世代共識與價值。
例如在韓國，M、Z 兩個世代的無數青年們接棒上街頭，在一次次的社會運動中展現自己不受政黨左右的主體性，讓兩大政治陣營均不敢輕忽其實力，進而催生了包括《青年基本法》在內的諸多改革政策、擴大青年參與國政的空間。
在日本，新世代的職場菁英們普遍不再服膺過往諸如「加班文化、應酬交際」等舊習，同時更為注重性別平權和多元共融的價值，進而逐步地改變了日本的職場文化。
在臺灣，也有遠比過往更多的青年世代決定離開熟悉的大城市，投身地方創生、偏鄉教育等工作，或利用國際經驗與所學專業回饋故鄉⋯⋯。而從政府機關到企業、民間組織，也有越來越多主事者意識到「老路到不了新地方」，因而持續規劃、嘗試各項更符合新世代需求的政策或制度。
因此，儘管看似「舊路不通，新路未明」，或許一個更值得期待的世界，也正在某條小徑的那端逐漸成形。
（本文原刊於換日線 2024 夏季刊《新時代、新出路──各國青年的世代挑戰》，欲閱讀更多新世代的期許與挑戰，敬請支持紙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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