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本月11日發生的珠海開車故意撞人事件，實際上是中國國內現在社會危機的表現。由於經濟的劇烈下滑，加之中國又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以及社會道德水平的低落，使得類似的害人不利己、無差別攻擊的事件日益增多，並到了已經令人可怕的程度。
即便是珠海事件發生的同一天，其實當天晚間6時11分許，在浙江省杭州也有BMW連撞多人的案件，官方於12日通報現場造成1死4傷。而回首看一下今年，2024年1月至11月11日，共計18件攻擊殺傷事件，當中有5起是汽車或交通工具沖撞人群，凶嫌幾乎都是壯年至中年男性，只有5月江西小學殺人案為45歲女性犯案。
這次珠海事件，難得驚動了最高領袖。習近平特地就此事發表指示，“要依法嚴懲凶手。各地區及相關部門要深刻汲取教訓、舉一反三，加強風險源頭防控，及時化解矛盾糾紛，嚴防發生極端案件，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社會穩定。” 李強隨後也跟著重復了他的話。
回避事實 強化監控
但仔細研究一下習的指示，馬上就能聞出一種威權式領導的思維。習並不想讓這個事件成為百姓討論的課題，更不願意讓全世界去了解該事件的真相。換言之，中國政府不敢去正視中國無法治、社會道德低下的事實。也許是害怕人們把珠海事件跟中共的領導無能、社會治理不力掛鉤，官方極盡全力消除一切悼念的痕跡。從11月11日案發之後，就有不少人自主前往現場獻花哀悼，但是沒放上多久就被便衣警察清除。
珠海血腥撞人事件後：清理悼念花束、網絡信息審查
頗有自我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珠海事件發生後，在記者會上強調，珠海駕車撞人事故中沒有外國公民傷亡，並強調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可以想象，下級政府對最高領袖的指示，肯定會通過強化監控手段試圖來減少珠海事件的爆發頻率。 在習近平敦促全國上下的官員加大力度防止襲擊事件後，中國公安部13日在緊急會議後發表聲明，誓言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增加對公眾集會場所的巡邏。
空洞和虛偽的道德理論
但是，中國官方絕對不會在社會層面，深究一下無差別攻擊事件的原因。筆者認為，幾十年來中國官方宣傳的社會主義道德的空洞和虛偽，是導致中國人道德世界空虛的根本原因。按照中共的宏偉理論，“社會主義道德是植根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與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狀況相適應的社會道德。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又是向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前進的歷史運動，社會主義道德本質上從屬於共產主義道德體系，是共產主義道德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具體體現。它以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為道德原則，以實現共產主義為道德理想。”
這些高大上的詞語，實際上跟中國民眾一點關系都沒有。即便在胡錦濤時期，那些所謂的“八榮八恥”也是顯得何等軟弱，因為它們沒有法治社會的支撐，也不存在非政府組織這樣的草根社會。道德在中國成了一個虛設的門面。
重組傳統的缺失
中國社會整體道德水准低下的原因還在於，中共沒有能力去正常地消化自己的傳統。 任何社會對自己的傳統都有一個取之精華、去其糟粕的重組過程。而中國至今不僅沒有完成這個過程，而且是從根本上沒有開始這個過程。 在毛澤東時期，把傳統當成糟粕，孔子等思想被批得體無完膚。在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當局並沒有允許知識精英對傳統進行系統的梳理，而是做一些表面文章，裝成尊重傳統的模樣，其目的不是為了吸引游客 （孔子的故鄉成了生意的象征）、就是為了向國外體現中國似乎在保護自己的傳統（如到處辦“孔子學院“，但卻不去觸及孔子精神）。
如上所說，任何社會對傳統的道德必須有個重建過程。當今的家族主義、熟人社會、關系戶，實際也是傳統糟粕的表現。但中國傳統也有很多跟當今的普世價值有著直接聯系。 譬如孔子的思想的積極的部分，並沒有在中國得到應有的發揚光大。在《論語》中也有子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並說：“泛愛眾人而親仁”。更有名的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名言。
重組傳統，是個社會工程。在一個一弄就被扣上“妄議中央”帽子的國度，哪有可能理性地去讓傳統實行進化呢？中共當局對傳統的不負責，同時對馬克思意義上的道德也不研究（中共高官實在沒人去讀馬克思的），結果導致中國社會既不傳統又不社會主義。 而自改革以來，真正統治著中國的社會的是物質主義、拜金主義。誰有錢，誰能賺到大錢、快錢，誰就是好漢。
宗教的功能
是否有信仰，跟中國社會道德水准也有著關系。宗教信仰的利弊這裡就不一一詳述了。心目中有一個上帝的人，多少對上帝有一種畏懼感，而這種畏懼感，則很可能轉化為對這個信徒行為的一種道德約束。 中國人原則上是無神論者，而共產黨則更強調了無神論的必要性，因為共產黨始終要在人們的心裡佔據最高的地位，從而不會讓“競爭對手”上帝來“搶佔”地盤。而當一個人沒有一種對上帝的畏懼。那麼，這個人對自己的行為（非法律性質）的約束，也就很可能蕩然無存。至於中國國內的道士和寺廟的和尚，如果是真的話，在社會上也沒有用武之地。這跟台灣眾多的宗教團體，能獨立於政府對社會的弱勢群體提供幫助，相差實在太遠。
“人治”、“黨治”取代了“法治”
最後，缺乏法治是中國道德千瘡百孔的制度原因。中共始終是熱衷於“人治”，“黨治”，或者是像法家那樣，愛好法制 （強制性甚至是強暴地讓人服從上面的意志），而不接受法治。因為法治就會要求，即便共產黨作為一個黨或者其領袖也必須在法律面前是跟其他百姓一樣平等的，更別說民眾百姓了。 法治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弱勢群體有機會通過法律程序對不公正的現象提供糾正的可能。而在中國，甚至連為弱勢群體說話的律師也被政治迫害，更不用說市井小民了。
物質富足可能是社會善良的充分條件，但不是必要條件的。在中國，由於經濟嚴重下滑，中產階層一夜返平增多，很多私企老板經營不下去倒閉、負債累累。中國國內的中產家庭有近90%是小企業主和生意人，在“金融空轉”的情況下，這些中產家庭則必然會陷入“返貧危機”。如果沒有道德的自律， 沒有社會組織關心和幫助他們減輕痛苦，沒有給他們出口氣的地方（如社媒），則很容易走上極端。
一個善良的社會既是教育和內心修養的結果，也是重建自己的傳統的結果。而這一切，在不講法治，推崇那種高大上的理論的國度是無法實踐的。為此，筆者期待著在中共統治以外的中國人，尤其是年輕的一代，能擔當起這個責任。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德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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