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宋彬彬之死與《我雖死去》

（德國之聲中文網）近日，紅衛兵“代表人物”宋彬彬的去世消息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其不僅再次喚醒中國民間的文革記憶，亦罕見地激起左右兩派均充滿批評的激情爭辯。

面對其備受指責的“紅八月”血案“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生前的道歉與自辯（含身後部分校友之支持）、旅美文革史學家王友琴等的追索與批評、以及中國獨立導演胡傑采訪親歷者們而制成的歷史紀錄片《我雖死去》，共同構成這一歷史懸案的三足鼎立。它們各具價值，成為反思與處理中國文革遺產的重要爭鳴。

幾個重要歷史細節

觀察來自於三個不同角度的回憶或記錄，毋容置疑的是：造成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之死的暴力事件（1968年8月4日），絕非阿倫特（Hannah Arendt）筆下無選擇、無意識的“平庸之惡”，而是一場經歷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拉鋸、帶有組織者/參與者強烈主觀能動性的革命暴力性悲劇。

在宋彬彬2014年的道歉信中，其雖承認自己當時是該校學生代表會負責人之一，亦承認事發當日兩度出現在施暴現場，但卻堅決否認自己親手參與打人；僅將主要過錯歸咎於對施暴學生的勸說不力（“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從而“沒有保護好校領導”。此番道歉，連同另一學生領導張進的道歉信一起，被卞仲耘丈夫王晶垚聲明為“真相仍然被蓄意掩蓋”，並直斥為“虛偽”與“決不接受”。

而在旅美文革史學家王友琴等的追索之中，宋彬彬等三人在師大女附中率先貼出攻擊學校領導的大字報（6月初），且對卞仲耘後被劃為“四類干部”的政治定性（7月初）了如指掌；而事發當日該校並不存在“權力真空”，其對下午的“鬥黑幫會”應該知情。並且，由於當時其已是成年的中共黨員，作為該校實際性“權力人物”，理應為引發社會惡性連鎖效應的該歷史事件負起應有之責——畢竟，繼卞仲耘成為首位被學生毆打致死的教育界人士，“紅八月”中被暴力殺害的北京各界人士高達1772人（官方數字）。

而在胡傑歷史紀錄片《我雖死去》中挺身作證的作家林莽，不僅提到施暴者們的裝備形象（牛皮軍靴、釘頭皮帶等），更以細節回憶證明施暴女生們的暴虐：其於施暴間歇嘻嘻哈哈地高聲狂笑，享用冰棍解乏解渴；卻於受害者彌留之際仍進行殘酷的精神虐待，戲弄嘲笑“一個活著的右派（林）抬一個將死的走資派（卞）”。而據其後續回憶，其與老母被迫共同自殺的悲慘經歷正是源於宋彬彬的兩次提審: 私設“公堂”的宋雖未親手打人，但卻放任身邊隨從人員對被提審老師實施了毒打迫害。

雖然上述源於不同角度或個人身份的回憶難以全然互予承認，但卻共同啟示：對歷史真相的深入探討何等必要。因為，圍繞該事件的討論之中，最為觸目驚心的乃是《我雖死去》所展示的受害者遺物：沾滿血跡與羞辱筆墨的襯衣、浸透鮮血的紗布與糞便失禁的內褲，以及被暴力扯壞金屬扣鏈的手表等等。這些令人無法直視的記錄，無言卻堅定地警醒著人類社會該段歷史的荒謬殘暴。

宋彬彬的政治符號與沉重十架

在卞仲耘被學生領導公然宣告為“死了就死了”不久，宋彬彬卻因登上天安門城樓為毛澤東佩戴紅袖章而一舉成為風靡全國的紅衛兵代表式人物（68年8月18日）。雖然其近年來公開否認隨後主動改名為“宋要武”之“壯舉”，並因大眾之“誤解”而深感委屈，但由於當時深入大江南北的狂熱宣傳，宋彬彬儼然成為時代印記中無法泯滅的政治符號。

並且，由於其在道歉信中並未指出“卞仲耘之死”的“策劃者”與“殺人凶手”（王晶垚語），此種完全推卸自身責任、卻又因為種種原因而對“真正”施暴者予以隱瞞或有意霧化的做法，亦使得其在身後不得不繼續背負“卞仲耘之死”的沉重十架。正如當前：雖然其家人刻意強調其離世之際的“平靜”與“感恩”，但網絡民眾卻多討伐批評之聲；以致於其仍然值得觀察的道歉機制，客觀說來反而遭受了忽視。

事實上，在2014年宋彬彬道歉之際，中國左翼網站“烏有之鄉”為避免將時代責任完全歸咎於親自發動“文革”、親自指揮“鬥爭升級”的首腦人物毛澤東身上，曾翔實對照各種材料進行分析，暗示卞仲耘悲劇直接源於“工作組”進駐學校期間，直接負責女師大附中“工作點”的鄧小平默許將其政治生命劃為“四類干部”。而於當前，左翼評論亦再次指出：卞之悲劇為“某些干部子弟”為“保護父母”、“干擾鬥爭大方向”而“故意制造的混亂”（指7月下旬劉少奇、鄧小平領導的“學校工作組”被毛指責“搞得冷冷清清”、並責令撤銷之際）。

而由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作序、旅美文革史學家王書琴（亦為當時目擊者）撰寫的《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2004），則明確指出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女兒劉亭亭曾參與打人事件；而在卞仲耘家人的回憶之中，一身紅衛兵裝束的鄧小平女兒鄧榕等，亦主動要求嚴禁提及卞被毆打致死之事實，只能承認“因心髒病而亡”。這一細節，亦經胡傑先生在制作《我雖死去》之時所遭受的官方干擾得到證實（（2006年）。

然而，由於“卞仲耘之死”為一場群體性暴力事件，而參與打人者經由各方回憶均主要為高一及初三學生，其並未成年的身份，不僅使其難以被法律予以追究，更重要的是：依其十五、六歲的稚嫩心智，似乎尚難以形成成人鬥爭哲學之中系統性、穩定性的“陽謀陰謀”。而各方在回憶或采訪之中均不約而同提及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等“血統論”理念，似乎仍是當時引誘社會人格尚未成熟的年輕人為確保身份特權、不惜冷血暴力地訴諸“革命”的最主要誘因。

中國文革反省機制遠未建立

令人深思的是：無論宋彬彬等“紅色貴族”自認承擔了怎樣的歷史“冤屈”，且於離世之際如何“平靜安詳”，一項鮮明的對比是：當年針對“血統論”予以敏銳批判的年輕思想家遇羅克，卻於27歲之風華正茂年齡遭到政府殘酷槍決。不僅其屍身下落不明，在其遇難39周年之際建起的塑像（2009），亦長期無法在公眾場所展出，而其弟遇羅文最近幾年仍在苦心追尋下落。

此等強烈反差，亦正如同樣無處安放的卞仲耘的靈魂：當宋彬彬於2007年榮譽當選為母校“知名校友”，沒等來任何祭奠的卞校長卻早已在丈夫悲痛的鏡頭裡化為一縷青煙。盡管其遇難時的遺物因丈夫的勇敢保全而出現在《我隨死去》等歷史紀錄片，但此等民間獨立紀錄片在中國至今仍是難以公映的社會禁區。

這一切，或許恰恰映照了關注文革反省機制的著名漢學家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在德譯《我雖死去》之時下意識的加工：在片末滾動放映北京教育系統部分文革死難名單之時，其以悲憤高亢的女高音《黃河怨》替代了原片背景的文革原聲廣播——這既契合受害者卞仲耘校長生前與丈夫作為“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而奔赴太行山區的經歷，亦卻不無悲涼地借助象征性元素達成深刻之反諷：

那即是：哪怕是在同一民族或政治體系內部，當暴力、特權與人性之惡無法得到充分抑制，其中的人們，無論出身如何、理想如何，或許終將殊途同歸地共同置於巨大的冤屈之中。

呂恆君（Dr. Hangkun Strian）,華裔德籍漢學家，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為文學史、電影、國際關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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