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糟到冒出各種極端價格：包括父母販賣子女的價格，用糧食換算

文／卜正民；譯／馮奕達

知縣跟百姓一樣擔心糧價上漲。縣老爺不會挨餓，但百姓要是沒東西吃，就會有人鋌而走險，引發騷亂，奪取富人的存糧，形同替無能維持地方秩序的地方官立旗，他的仕途大概就要畫下句點了。對於失序的恐懼絕非無的放矢。十六世紀初，一位京官在針對救荒事宜上疏時就提到，饑荒時糧價上漲有多快，對於秩序瓦解的憂心就有多高。對縣官來說，一旦發生饑荒，穩定糧價最直接的機制就是釋出縣裡預備倉的糧食──前提是裡頭還有存糧。明朝滅亡的一個多世紀之後，山東《平原縣志》提到明末的糧價之所以高到買不起，就是因為官倉裡早已沒有東西能賑濟災民。理論上官倉裡要有糧，實際上大部分的糧倉在明亡之前就已經空了。穩定糧價的另一條路是求助於地方富有人家，呼籲他們捐出存糧，或是將存糧降價出售。一六三○年饑荒期間，松江知府就是這麼呼籲，並獲得良好的迴響。「諸好義如約者，各以平糶之數登簿，不下萬石，是歲米價不踊。」

幾種因應措施的組合，通常足以拉低價格，但無法因應最糟糕的危機。一旦缺少因應措施，或措施無效，就會發生饑民流竄、打家劫舍，甚至人吃人的情況──這是明代人所能想像，也確實料中的最糟情況。一旦情況糟到這種地步，就會冒出各種極端的價格數字。其中一種是父母販賣子女的價格，這種價格會瘋狂下跌。用糧食換算，一童的價格可能會從二斗降到只剩三升。另一種極端，則是糧價飆升到吃不起，只好吃人的地步。能夠觸發吃人行為的價格，因地點、時間與情勢而有不同。一五八八年，河南原武縣在糧價達到每斗二百文時，開始出現人吃人的情況。同一個縣在一六四○年，饑民直到小米價格達到每斗一千五百文時才開始人吃人。河南省另一個地方前一年發生蝗災時，人吃人的導火線則是每斗一．四兩銀。山東《夏津縣志》提到一六四○年觸發人吃人的糧價是每斗二兩銀子。

上天、氣候與饑荒

崇禎泥淖期的災荒糧價報告並非均勻分布在整個中國，而價格也會隨地區而有不同。真要替這十年間以銀計價的糧價做出高低之分的話，糧價高的這邊會是嚴寒的北方，低的則是農業蓬勃發展的長江流域與南方。一六三八年，南方的糧價沒有升到十八分以上，但北方的糧價卻是從七十分起跳。一六三九年南北糧價差距縮小，南方的價格天花板提高到二十分，而北方則下降到五十分。一六四○年，南北災荒糧價價差為五十分，南低北高。一六四一年至一六四二年，南方糧價頂點保持在五十分，但北方則是從八十分開始上漲。一六四三年至一六四四年，北方與南方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南方災荒糧價保持在四十分以下，而紀錄上北方的最低災荒糧價則是二兩。

以銅計價的糧價則沒有那麼清楚的地理分界，這或許是因為銅計糧價呈現的是特定地點而非整個區域的缺糧，而銀計糧價比較接近區域的批發價。

全球史家帕克研究十七世紀的全球危機，發現早在一六四○年代，東歐亞大陸北半球就受到與西歐亞大陸大致相同的極端氣候影響，經歷了一樣的社會與政治動盪。崇禎泥淖期間的內邱縣及其周邊的情況，也屬於這場全球現象的一環，只是可能比其他地方或比此前的時代更嚴重，因為當時環太平洋火山帶正好出現大量活動，從東南的智利到日本、菲律賓以及西南的爪哇都是。中國幾乎沒有火山，但中國正好位於東部外海各島嶼一系列火山的下風處。

這一波火山活動不僅阻擋了太陽能抵達地表，更在一六三八年至一六三九年，以及一六四一年至一六四二年間觸發了稱為「聖嬰—南方震盪」的氣候擾動，導致季風風向翻轉。通常情況下會降在中國與東南亞的季風雨被掃到東邊，變成在太平洋彼端落雨，造成美洲大規模洪水及中國大規模乾旱。

農民需要足夠的溫度與降水才能生產糧食，但這些氣候扭曲奪走了這兩者，把大明的老百姓逼到可能性的限度之外。歉收意味著幾年下來的存糧（假如有的話）售價飛漲，高到讓人買不下手。乾旱不只讓田地如焚，更讓運河無水，糧商與政府都無法用船把糧食運往災區。氣候不只迫使糧價上漲，更改變了整套糧食產銷體系。

明代災荒糧價的歷史，等於是一組有明確時間的指標，不僅能反映氣候的變化，也反映了氣候變異與人類處境間的互動。明朝情勢最壞的那最後十年間，環境危機引發了經濟崩潰、民變與外敵入侵，而極端糧價正是環境危機的一環。明朝的滅亡固然不能推給災荒糧價，但講述崇禎末年重大危機時若不把氣候因素納入考慮，簡直就像莎士比亞所言，宛如「癡人說夢，充滿著喧譁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更有甚者，糧價指出了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中國陷入的危機並非道德淪喪，而是氣候衰頹。氣候惡化的規模，讓明朝面臨無法逆轉的衰亡，就跟道德訓誡故事裡說得一樣無力回天。陳其德認為是上天降災，我們則認為是氣候變化。不過，無論我們採用哪一種分析框架，幕後黑手都是大自然。也許有別的領袖或政府能想到辦法緩解危機，但只要田裡種不出東西，終究是螳臂擋車。政權崩潰，物價體系亦崩潰，兩者皆一去不復返。

※ 本文摘自 《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原篇名為〈第四章　災荒糧價〉，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