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運動兩週年 中國青年對公平正義愈加執著介意

【引言】白紙運動已過去兩週年，中國大陸青年人在就業競爭上似乎進入一種沉鬱、頹廢式軟抵抗與娛樂式度日的躺平生活狀態。後白紙運動時期，內卷與躺平激盪整個中國，躺平漸成主流。與官方宏大敘事保持了微妙距離的青年人，卻又對日常諸多的社會公平與正義議題，選擇不躺平，而是開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執著介意和認真。本質上，個人事業的躺平絕非認命，也不是默認社會不公；而是讓自己不再參與陪跑式的無意義競爭。相反，在自己選擇躺平的同時，卻不再對公共議題、社會正義保持沉默，而是積極發聲——這恐怕是白紙運動對中國青年人最大的啟發，也是對中國社會的最大影響。

非過度競爭 內卷被青年人視為社會不公產物

白紙運動屆滿兩週年。縱觀2023、2024年，與中國大陸青年人、青少年有關的新聞話題一直不斷。從南京的中學生反內卷聯盟、青年人養老、江西萬安提拔年輕鄉鎮幹部、鄭州大學生夜騎、雲南高中生控訴宿舍條件差，以及最近的抖音網紅「羊毛月」笑話青年人找不到工作惹眾怒、前世界體操冠軍吳柳芳跳舞當網紅被禁，在在顯示了當下中國青年人狀態處在一種沉鬱、頹廢式軟抵抗與娛樂式度日的躺平生活狀態中；同時，他們也拒絕被標籤，將更多精力投身於社會公平關注。

內卷與躺平在後白紙時代激盪整個中國，很多青年人選擇不再內卷，而是走向躺平。拒絕加班、青年養老風靡大城市。很多人認為中國進入了「歷史的垃圾時間」。雖然北京官媒發文反駁這一論調，但在中國互聯網上，關於什麼是「內卷」，青年自拍播主們卻有一番很耐人尋味的定義：所謂內卷，就是原本有100個饅頭，有人提早拿走了99個，只剩下1個，然後分饅頭的人對大家說——我們要分饅頭的人太多了。所以，當前世界體操冠軍吳柳芳成為跳舞網紅時，雖然中國大陸網路平台封殺了她，但很多青年人在網上為她叫屈：這個社會真是有病，可以容忍貪官污吏，卻容不下跳舞的吳柳芳。

不論是對控訴宿舍差的雲南高中生楊盼的關注和支持，還是對江西萬安選拔年輕幹部的討伐，我們似乎看到了事業上躺平的中國青年人，在公共議題上反而沒有躺平，更加關注、更加積極為公共議題發聲。這種一方面躺平、一方面又瞪大眼睛看社會、不再充當看客的矛盾狀態，就是源自他們認知內卷的本質就是不公平的競爭。在他們看來，所謂內卷，是將自己卷在一個並不公平、看不到希望和盡頭的社會內耗中；青年人選擇從這個不美好的內耗激盪中退出，而在另一個自己可以把握生活節奏的浪漫中去憧憬另一個美好社會。於是乎，這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現象：對青年人選擇躺平的社會結構而言，青年人成為了「他者」；但對社會不公和公共議題而言，青年人又將這些視為是「自我」生活與價值的一部分。

故而不難理解，青年們拒絕加班、在下班後學茶藝、學插花、交友甚至養老的娛樂中，非但沒有變得精神頹廢，反而提升了對社會假惡醜與不公議題的關注，但凡有一點風吹草動的公共新聞，他們就會積極發聲、為弱者鳴不平。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如果青年們依舊內卷在原有的社會競爭體系中，他們反而會認為種種不公不平是合理和可以忍受的。正因為以躺平的姿勢跳脫出了原本的生活結構，青年人才能夠用更加批判和直截了當的語言擊打社會弊病，眼中不再容沙子。

心理上漸與官方敘事形成二元結構

從公共行政管理角度看，當代中國政府治理是依靠三個支柱所建構的社會體系來實現的。這三個支柱分別是愛國主義、經濟成長、社會維穩。愛國主義是歷史合法性來源；經濟成長是現實合法性來源；社會維穩則是保障這兩種合法性的工具。

目前，中國經濟處於後疫情時代的疲軟和下行階段，官方刺激房地產的措施並未見到明顯成效，在地方土地財政枯竭的背景下，未來經濟前景尚待深入觀察。但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民眾的經濟感受是最直接的，也是最真實的。正因為以往經濟繁榮、市場廣闊、機會多元，所以中國大陸社會才不太關注江西萬安提拔在職大專青年幹部這樣的事件。如今僧多粥少、經濟不景氣，公部門資源分配成為了一個敏感議題。在安徽省，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大學畢業生考試成為基層幹部，對比江西的三個在職大專不用考試就被提拔當官，中國大陸青年人心中的五味雜陳，可見一斑。

外界觀察家看得到的，是北京對愛國主義和社會維穩在後白紙時代的強化。愛國主義在中國大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議題，不同人對「愛國」的定義和理解存在巨大差異。愛國的背後，直接關乎對歷史、現實、政治合法性的認同，這個議題的討論，自我和他者的界限非常明顯。最近，北京方面以盛大軍禮，隆重迎回在南韓的韓戰志願軍遺骸。而在中國大陸民間，發掘國軍抗戰烈士遺骸、向國軍抗戰陣亡將士致敬、關愛國軍抗戰老兵的熱潮，卻一直方興未艾。對他們而言，愛國就代表著愛個人、愛同胞、愛自由、批判國家的弊病和不公，這種愛國觀念反而在這幾年，較之於公知流行的時期，更加被青年人廣為接受。民間偏向個體價值的自由主義式愛國，和官方偏向集體精神的民族主義式愛國，在當代中國形成了非常微妙的愛國話語和敘事共存。

在維穩方面，真正的維穩是避免社會矛盾的出現，或是矛盾出現之後能夠用公正合理的解決機制解決之。然而維穩本身在目前似乎簡化成為了針對訴求表達與利益反映的規制，最典型的就是互聯網治理。一次又一次的互聯網專項治理行動，早已行之有年。但中國大陸網民、特別是年輕網民，其應對網絡審查的創造力也是行之有年在成長。語言本身就是思想、心境的外化載體，是不可能用行政命令去禁止的。無論怎樣限制網絡語言，網民都能夠發明、創造出替代詞或是衍生詞。譬如，在影片短影音中不能夠出現酒精類字眼，中國大陸網民就戲謔地發明了「8+1」這個詞；劇透影片中，解說電影電視劇不能出現「死」字，網民們就發明「領盒飯」這個說法。中國青年網民們，倒真是把「辦法總比困難多」的樂觀主義精神，在突破互聯網禁字審查方面，發揮得淋漓盡致。而在更廣的社會層面，我們會看到，但凡是律師在法庭上怒斥審判長程序不公、裁判不公的視頻影片，點閱和分享量都非常高。人們對司法公正的期待非常熱切。

承上，後白紙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官」字本身變得不再神聖，被青年人開始用各種方式去魅化。以往，發生任何公共事件，只要官方通報或結論發佈，就代表著關注的結束。但現如今，官方通報或結論，反而會引起更大的輿情風波。這是很典型的公共治理信任危機。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的「鼠頭鴨脖」或「指鼠為鴨」事件，就是再明顯不過的例子。

進一步言之，當代青年人對社會生活、旅行、美食的關注，遠遠超過官方設置議程的話語敘事和思想教育。左手是躺平小確幸，右手是對社會正義保持最敏銳的觀察。這就是後白紙時期的中國青年人樣貌。哪怕是「愛國」這樣宏大的議題，青年人似乎也開始用自己的一套思考邏輯來表達對愛國的感受，他們在用自己的記憶、情感和邏輯，去展現對這個國家的愛。而互聯網維穩的審查和反審查，顯然讓青年人和官方處在了一種對立狀態。基此，中國的青年人似乎在心理上，或會在未來逐漸產生一種與官方敘事並不相同、並保持微妙距離的自我愛國和生活價值觀。往往心理距離，才是最為遙遠的距離。這種可能而潛在的二元結構到底意味著什麼，很發人深省。

最深遠影響：公共意識促成共同體意識

在可預見的將來，愛國主義、經濟成長與維穩體系，依然是中國大陸運作的基本模式。但愛國話語權的定義和表達已經變得非常多元。後白紙時期，在日本靖國神社便溺的愛國流氓網紅「鐵頭」遭到中國大陸民眾痛罵和譴責。用愛國發流量財、撈紅利的做法，將日漸邊緣。人們記住的，反而是2018年9月在靖國神社門前身穿抗戰時期國軍軍服、手舉國軍軍旗的三位在日留學的中國學生——他們優雅、和平、理性的現代公民表達方式，以及對歷史和愛國的真摯詮釋，讓人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

白紙運動已經過去兩年，在筆者看來，這場運動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影響，是青年人透過對烏魯木齊大火逝者緬懷的這一樸素道德，形成了公共意識，並以這種公共意識促成了一種共同體意識。因此，官方的維穩體系，未來面對的將不再是某一個律師、記者、教授或領頭「鬧事」的「刺頭」，而是一群具有共同體認同和公共意識觀念的青年人。換言之，白紙運動讓官方的維穩對象從有名有姓的零散個體，變成了一群看似默默無名、但實際上力量匪淺、分佈於社會各個領域的青年階層。這顯然是中國社會發展以及公共生活的一個巨大變遷。

作者》徐全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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