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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有慈會客室:尋找讓人繼續走下去的光 金獎導演鄭芬芬故事裡有故事

旅讀

發布於 1天前 • 文_張亞慈/旅讀 圖_楊祖宏/旅讀、時創影業

從《聽說》、《做工的人》到新作《郵票與舒芙蕾》,

鄭芬芬的作品走進不同群體,但其實她並未刻意以弱勢或邊緣人物作為選題標準。

創作的起點,常是一個引起她好奇的人、一段讓她想追問的情節,

理解一個人如何走到眼前,又需要什麼,才能繼續走下去。

鄭芬芬小檔案

北一女,政大廣播電視學系畢業,曾任職廣告公司。以公視人生劇展作品獲得金鐘獎最佳編劇,轉為全職影視工作者。透過田野調查與細膩的情感描寫,呈現不同群體的處境,創作幽默貼近人物,揭示人物的渴望與處境,關注勇氣、善良與不放棄的力量,探索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陪伴。代表作有《聽說》、《做工的人》及《快把我哥帶走》,新作《郵票與舒芙蕾》關注青少年毒品議題。

金獎導演鄭芬芬喜歡聽故事。小時候讀小說、報紙副刊與《讀者文摘》,那些篇幅不長的人生片段,總能引起她的興趣。長大後坐在咖啡館,她也會留意鄰桌的談話。別人的日常、煩惱與關係,往往讓她想多知道一些:這個人為什麼這樣說?在眼前這段情節背後,還有什麼故事?

她先想像背後的可能,再透過田野調查,讓人物逐漸有了生活的輪廓。人們的職業、環境與遭遇或許相距甚遠,卻可能在某些時刻產生共鳴。鄭芬芬所關注「人性的光」,便存在於這些共鳴之中:勇氣、善良、不放棄,以及人在不美滿的生活裡,仍能繼續走下去的力量。

一碗陽春麵裡的成長記憶

北一女、政大廣電系的求學經歷,容易讓人以為鄭芬芬一路順遂。但她記憶中的成長,伴隨著對生活可能失去依靠的擔心。

家中曾背負巨額債務,她常想,若有一天債主上門,自己會不會沒有書可念、沒有家可住。家裡重男輕女,哥哥得到較好的待遇,姊姊卻只有小學畢業。到了她求學時,家人也曾認為,女孩子不必念那麼多書。

支持她繼續讀下去的,是姊姊。姊姊堅持妹妹應該念書,向母親表示,願意出錢支持。當時公立學校的學費不高,家中尚能負擔,姊姊便提供她在外生活所需的零用錢。

她記得,每餐都要仔細計算。吃碗陽春麵,連滷蛋也不敢多點。同學看見,便說:「我送你一顆滷蛋。」

這些照顧,以十分具體的方式留在她心裡。當她讀到《做工的人》,看見工人之間的情感,會想起自己曾受過的親情與友情。她能理解的,是一個人在不安的日子裡,如何因為人性光輝,得以繼續往前。

從自己的選擇,走向創作

高中畢業時,鄭芬芬並不知道自己將來要當導演。父親希望她念台大,哥哥則認為應以科系與就業為優先,替她安排商業、財務與金融相關志願。兩人討論、協調,最後交給她一份排好的志願表,卻忘了問她想念什麼。

她拿著志願表回房間,與當時的男友通電話。對方問:「到底是你要念大學,還是你爸跟你哥要念大學?」這句話讓她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意願。當晚,她擦掉原來的志願,重新填寫,選了當時才招收第一屆學生的政大廣電系。

父親得知後十分生氣,長達一年沒有與她說話。家人對傳播工作是否穩定也有疑慮。她的選擇,並未得到理解。

進入大學後,她逐漸發現創作的樂趣。寫作、拍攝、組織同學完成作業,她自然有想法,也不覺得統籌工作特別困難。導演這條路,是在一次次實際參與中慢慢清楚起來的。

然而,喜歡創作與靠創作生活,仍有距離。畢業後,她必須養活自己,房租是每個月最大的壓力。當時電影工作難以提供穩定收入,她先進入廣告圈,薪水讓生活安定,工作卻未能完全滿足她──花數個小時為一個杯子打光,她不禁問自己:時間與心力,究竟想放在哪裡?

情緒低落時,她便寫故事。未必為了交稿,也未必準備給誰看,只要有了人物、進入情境,就會感到快樂一些。她說,自己也有情感上的缺口,而寫作讓她能把那些缺口化為情節,在非現實的世界裡彌補自己。

《郵票與舒芙蕾》鄭芬芬導戲現場 © 時創影業

榮譽帶來的,是跨出去的膽量

一個原本由其他導演拍攝的劇本,因對方無法繼續執導,交到鄭芬芬手上。當時她仍在廣告公司上班,便請了7天年假,要求自己在期限內完成拍攝。

拍攝完成,還有後製。她白天上班,有時加班到午夜,再趕往剪接室。到了錄音階段,體力已難以支撐,她常累得睡著,被叫醒後再確認需要修改的地方。

這部公視人生劇展作品,讓她獲得金鐘獎最佳編劇獎。更多人看見她,邀約也隨之而來,她終於有勇氣辭去廣告公司的工作,成為全職影視工作者。榮譽帶給她的不只是熱情,更是帶給她底氣,讓她敢跳出去。

當努力停在漫長的等待裡

2009年電影《聽說》的成功,曾讓鄭芬芬以為,往後可以更自由地拍攝想拍的故事。兩岸邀約陸續出現,她選定一個中國大陸的電影計畫,期待更充裕的預算與演員合作機會,並婉拒其他案子。

然而那項計畫卻始終沒有開拍。資金到位了,演員卻沒確定;每換一位演員,她便依照對方的特質修改劇本。往返兩岸、反覆準備,七、八年就這樣過去。

「我好認真、我好努力,只是我一直都投在那個計畫裡頭。」

雖然《聽說》的票房收入支撐著生活,讓她能繼續漫長的等待。但那些年,她陷入深深的沮喪。旁人見她沒有新作,又不斷拒絕邀約,以為她在拿翹。鄭芬芬說自己後來得了憂鬱症,常在家哭泣,不敢出門見人,吃不下也睡不好。即使如此,仍抱著完成計畫的希望。

所幸,仍有人帶著新作品來找她。當她意識到不能再繼續下去,才又接下其他工作,終於復活。

鄭芬芬新作《郵票與舒芙蕾》不僅討論青少年毒品犯罪議題,更關注行為背後的情感與處境。© 時創影業

拍出那些沒有說出口的

拍攝電視劇《做工的人》,來自原書作者林立青描寫的人物觸動了她──工人想改變命運,為家人承受辛苦,又用玩笑面對生活;那些沒有說出口的愛,使她感到熟悉。

透過林立青,鄭芬芬走進工地,觀察工人的生活與工作。起初,她的女性身分與穿著,都使她顯得不同,工人也有所防備。她一面聊天,一面在對方願意接受的範圍裡,逐漸靠近。

也是在這段田調中,她接觸到工人為了支撐體力、增加工作班次而使用毒品的情況,進而關注毒品向校園延伸的問題,展開《郵票與舒芙蕾》的創作。

她從緝毒警察、心理師與社工等人員著手。無法直接訪問未成年人時,便請相關人員代為詢問,在間接而有限的接觸裡,拼湊他們的生活。

她想追問的是:一個人為什麼需要毒品?少年為了融入朋友而跟著用毒,讓她看見行為背後對情感連結與歸屬的渴望。她希望反毒能進一步理解這些原因,思考如何減少需求、如何提供幫助。

鄭芬芬強調,人物必須有血有肉。若角色只負責呈現議題,觀眾可能理解了問題,卻沒有真正感受到這個人。她讓人物面臨選擇,也讓選擇背後的情感與處境被看見。

在變動的世界裡,繼續向人提問

這份好奇,也延伸到她未來想嘗試的科幻題材。AI讓取得答案變得方便,她卻擔心,人是否因此省略了搜尋、比較與思考的過程。若有一天,身邊出現無法辨認是真人或仿生人的存在,情感與倫理又將如何改變?這些仍在醞釀的問題,可能成為下一個故事的起點。

從工人之間的情誼、少年對歸屬的渴望,鄭芬芬持續在細小而實際的關係,辨認著人如何需要彼此,以及其中存在的光芒,並透過故事讓它們被看見。

© 時創影業

【旅讀獨家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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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亞慈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及英國李斯特大學碩士畢業,經歷影劇、消費生活、時尚精品和財經人物,訪過無數中外名人,以可親的文字,細膩的觀察,走進受訪者心中,歷任中時晚報撰述委員、非凡新聞週刊總編輯及Taiwan Tatler 創刊編輯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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