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民黨近年兩岸論述的不安所在

台灣真正需要警覺的，從來不是「有人主張和平」這件事本身。

真正危險的是：當一個政黨談兩岸和平時，卻長期迴避中共如何對待自己的人民、如何壓制少數民族、如何消滅地方主體、如何否定台灣的政治存在，那麼它談的就不再是完整的和平，而是一種去制度化、去主權化、去現實化的政治話術。

和平當然重要。沒有正常人會希望戰爭。問題是，和平不是一個可以脫離制度條件、權力結構與歷史經驗的抽象名詞。對一個民主社會而言，和平若不建立在自由、對等、主體與安全之上，那麼它就不過是一句把代價遞延到未來的口號。今天台灣社會最需要面對的，不是「要不要和平」，而是：誰在定義和平，以及那個和平是否要求台灣先縮小自己、先弱化自己、先忘記對方是什麼樣的政體。

這也是許多人對國民黨近年兩岸論述最深的不安所在。

就在 2026 年 3 月 30 日，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公開表示，她已「欣然接受」習近平邀請，並強調「必須堅定走和平道路」，還說此行將向台灣與世界證明，兩岸「並非註定要戰爭」。這種說法表面上溫和、理性、反戰，但問題是，它把最核心的問題往後藏了：兩岸之所以危險，不是因為雙方誤會太深，而是因為北京從來沒有放棄以政治與軍事手段否定台灣主權，也沒有放棄用威權制度重塑他所統治的人民。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和平優先」的政治語言，往往不是單獨出現，而是伴隨一整套修辭策略：淡化制度差異、弱化威權本質、強調交流善意、放大避戰焦慮。於是，中共不再被描述成一個對新疆、西藏、香港與異議者長期施壓的政體，而被包裝成一個只要願意溝通、願意交流、願意降低誤判，就能一起追求穩定的對手。這種敘事最致命的地方就在於，它不是直接要求台灣投降，而是要求台灣先暫停追問：如果北京連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少數民族、自己的地方語言與文化都如此對待，台灣憑什麼相信自己會被例外對待？

這不是抽象推測，而是正在發生的制度現實。

中國全國人大在 2026 年 3 月 12 日 通過《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官方條文要求，在公共場合若同時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與少數民族語文，必須在位置、順序等方面突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機構則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作為基本教育教學用語。AP 的報導也指出，這部法律被廣泛批評為進一步強化同化、削弱少數民族權利，尤其透過強制普通話教育與國族共同體敘事，壓縮維吾爾、藏、蒙古等族群原本的語言與文化空間。

這代表什麼？

代表北京治理的核心，不是「多元共存」，而是「統一整編」；不是在保護差異，而是在規訓差異；不是接受一個地方作為它自己而存在，而是要求它最終被更高位階的國家敘事吸納。從新疆招牌的文字順位，到教育語言的法定順位，再到香港過去幾年的制度重塑，北京其實已經反覆展示一件事：它所理解的秩序，是由中央定義正統，由地方學會服從；它所理解的和平，是不要反抗，而不是平等共存。

也因此，台灣內部若有政黨在談兩岸和平時，刻意跳過這一切制度現實，只反覆強調不要衝突、不要刺激、不要升高風險，那麼問題就不是他們「太天真」，而是他們在政治上主動選擇了一種對中共有利的語言配置。他們把中共的制度問題降格為溝通問題，把台灣的主權問題降格為氣氛問題，把威權的擴張性降格為兩岸誤解。這種說法之所以在選舉中有效，不是因為它正確，而是因為它很擅長碰觸人們對戰爭、兵役、經濟不穩與生活風險的焦慮。它賣的不是中國夢，而是避險感。問題是，若避險感的代價，是讓台灣社會逐步失去對制度差異的敏感、對主體性的堅持、對威權風險的辨識，那麼這種和平論，最後只是把更大的代價延後支付。

這也是為什麼，台灣人不能把今天的爭論看成單純的藍綠鬥爭。

它真正碰觸的是民主社會最難的一個命題：當一股政治力量利用民主空間，卻持續用話語弱化民主共同體的主體防線時，民主該如何自我防衛？

這裡當然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不是因為你厭惡某政黨的兩岸立場，就能主張直接消滅它。台灣作為民主社會，必須守住程序與法治。依照現行制度，只有當政黨的目的或行為危害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才可能進入違憲審查與解散程序；而這必須建立在具體行為與法律證據上，而不是單靠政治厭惡感。民主不能因為面對威權威脅，就自己先變成不講程序的體制。這條線不能亂。

但守住程序，不等於放棄判斷。

台灣社會完全有權利、更有責任追問每一個高喊和平的政黨：你所說的和平，是否承認中共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都缺乏自由保障的威權政體？你是否承認台灣不是中國地方政府，而是有自己民主制度與政治主體性的社會？你是否願意明說，沒有對等、沒有自由、沒有主權保障的和平，並不是和平，而是吞併的前奏？

如果一個政黨連這些問題都不願正面回答，只會反覆用「交流」「和解」「不要挑釁」「兩岸一家」這類話語迴避，那麼選民就應該清楚知道：它不是在減少風險，它是在重新定義風險；它不是在保衛和平，它是在把主體性的流失包裝成理性務實。

這也說明，為何即使民進黨有許多內政爭議、治理缺點與權力傲慢，仍有大量台灣人最終在主權問題上選擇站在它這邊。原因不一定是因為民進黨完美，而是因為在最根本的政治位置上，民進黨至少仍把台灣視為一個應該由台灣人自己決定未來的主體，而不是一個等待被更大中國敘事安置的位置。這不是替民進黨背書，而是指出一個關鍵差異：批判執政黨，和放棄主體性，不是同一件事。

台灣社會真正該成熟面對的，不是「要不要和平」這種假問題。

真正的問題是：我們要不要接受一種不談制度現實、不談威權本質、不談主體防線的和平？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接下來就不只是投票選擇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是否願意建立更高密度的民主防衛：更清楚的中國風險教育、更嚴格的境外滲透揭露、更精準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問責、更成熟的媒體敘事辨識。因為今天最值得警覺的，未必是那些公開喊統一的人；更可能是那些一邊說自己只是在談和平，一邊卻不斷幫威權擦掉制度代價的人。

和平若不敢看現實，就只是幻覺。

而一個不敢看中共如何統治自己人民的政黨，也沒有資格替台灣定義未來。

※作者為公共議題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