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碩斌談文協百年：文協的啟蒙精神，像極了「情書」
文：張鐵志、吳哲夫
1921年10月，一群臺灣社會與文化菁英成立「臺灣文化協會」，那是臺灣第一次全島跨區域的組織，他們的目的是「助長臺灣文化之發達」，希望透過各種文化策略去提升民眾的知識和自主意識，推動進步理念，可以說是殖民體制下文化、社會與啟蒙運動的結合。
百年後的今日，臺灣許多地方都有紀念活動，其中國立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臺文館）以「百年情書」特展來討論當時知識分子和創作者與民眾的關係。館長蘇碩斌本身是一名視野深刻的社會學者，專注文化研究，我們特別邀請他來分享，百年之後，如何看到文化推動社會的力量？
張鐵志（以下簡稱鐵）：臺灣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協）百年，臺文館有怎麼樣的紀念活動？
蘇碩斌（以下簡稱蘇）：今年文化部全體總動員紀念與慶祝1921年10月17日創立的「臺灣文化協會」100年，我服務的臺文館，以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美術館等，都策畫了特展來回顧。
臺文館的特展名為「百年情書」，是對文協核心精神「啟蒙」的一種新詮釋。啟蒙為何重要？我們還需要100年前同樣的啟蒙嗎？當年的啟蒙，是知識分子先吸收了西方文明、渴望邀請全臺灣的大眾加入，希望臺灣人一起進步幸福。
1921年創會章程說「助長臺灣文化之發達」，蔣渭水那年底發表〈臨床講義〉診斷過去的臺灣是「世界文化的低能兒」，處方是最大量的學校教育、圖書館、讀報社等；這個啟蒙很直白，不識文明的蒙昧者必須啟迪。
但是，文協不是鐵板一塊，啟蒙也不只有一種。文協1921年創立、1923年遷移到臺南、1927年左右分裂，1931年不管是左派連溫卿的新文協或右派蔣渭水的民眾黨，都遭到總督府查滅。所以如果紀念文協是指組織，其實十年就沒有了。
但是，文協的啟蒙精神一直在。以「情書」來重新詮釋啟蒙，就是想探討文協內在的精神、情感。啟蒙，可以解讀為知識分子追求臺灣大眾、許諾共度幸福一生，是不是像極了「情書」？歷史考察到的啟蒙方法很多，「百年情書」展覽提出六封。
百年前，臺灣青年相信著：文化可以改變臺灣。 1921年10月17日，全島的知識分子呼伴結社，要改變臺灣人的文化、思想，才能跟進世界局勢。 蔡培火用白話字出版《十項管見》、賴和用臺灣話寫新文學，臺南文化劇團南下高雄慰勞淺野水泥罷工。 這…
Posted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on Tuesday, June 1, 2021
蘇：第一封情書的作者是1920年代的賴和。他的小說並不好讀，因為故事多半反覆猶豫，〈蛇先生〉、〈鬥鬧熱〉這些，乍看像在宣揚大眾應該接受文明，但一翻頁又像在質疑文明真的好嗎？他有一篇有名的散文〈無聊的回憶〉有兩句，「時代的進步，與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回事啊」，很深奧，在檢視啟蒙不能太樂觀。所以這封情書吞吞吐吐，是有別於直白追愛，有必要重新讀一次。
展場共有六位文協情書，代表六種啟蒙方法。1920年代的代表，除了賴和還有推廣白話字的盧丙丁。展場更強調1930年代，那時雖然文協已經解散，但啟蒙大眾的方式更有情有義。最重大事件是1934年張深切發起「臺灣文藝聯盟」，邀請更戲劇、電影、文學、音樂、美術的人聚集，他們更熱絡到民間找大眾，對待大眾的視角也更低，距離更近、手段更溫柔。所以1930年代算是延續了文協的啟蒙精神。
1930年代四位情書代表，有繪畫的陳澄波、流行音樂的林氏好、民間文學的李獻璋、戲劇的楊逵。陳澄波貼近礦工生活而畫，林氏好情願將聲樂的學理應用在流行曲盤，李獻璋採集人民傳唱的民謠童謠，楊逵則用戲劇和大眾正面相對。在展場裡，他們都化身成為說書人，用自己的情書講解如何向大眾傳遞情意。
好，那麼多人在追大眾，哪一位最後成功？誰讓大眾成為文明人、成為世界人？事實有點殘酷。用當時號稱人民喉舌的《臺灣民報》來算，發行量一期估計一萬份，一份報紙傳給五個人看，頂多影響臺灣300多萬人口的五萬讀者。這個比例，恐怕讓人很沮喪。
情書寫了，但好像沒人追到手，用當代的玩笑話，都是魯蛇。但我們要問，魯蛇會不會翻身？文協的啟蒙實際人數可能有限，但是文協的精神，真的傳遞很久。臺灣人認為文化可以改變社會、而且不靠政府、自身完成，這種精神在臺灣是第一次，後來就一直出現。
鐵：戰後很長一段，人們並不知曉文協的歷史，可否大概跟我們介紹文協重新被臺灣社會認識的背景。
蘇：文協和文藝聯盟之後不久，1938年臺灣就因為戰爭而進入皇民化運動時期，到大戰結束，臺灣竟一夕之間歸屬到中華民國，再不久，整個中華民國在臺灣了。
曾經有過的日治時代，突然變成禁忌、被遮掩。文協重新成為歷史知識，是1980年代末學者的挖掘，距今也才30年。重新出土的臺灣文化協會，早先多偏重幾位領導的英雄人物、文化運動也多置入更大的框架「民族運動」裡頭被理解。現在，應該可以有更細膩的詮釋。
我們必須審慎看待文協選擇「文化」作為關鍵字的意義。文化活動與政治活動不同，差別是，政治活動以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為職責，例如同一時期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兩個的時間點、參加者都高度重疊。但我認為，文協的重要性特別深遠。文化改造的目的不是權力分配，而是要腦袋永遠打開、讓新思想進來。即使活在敵人的地盤，只要腦袋打開，希望就存在。
文協的想法，與西方文化理論其實不謀而合，也就是要問什麼是真正的解放。義大利思想家葛蘭西《獄中札記》記到，他看到1917年俄羅斯革命好像是成功的農民政治革命，但卻擔憂革命後人民並不自由，因此思考真正的解放需要知識分子的有機連結，也就是搶攻腦袋的「思想陣地戰」。葛蘭西開啟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走向。
文化的解放，在腦袋的符號運作，不同於政治革命。因為我們要注意，甚至民主都不是終極的解放，因為民主的弔詭是可能以民主形式選出極權政府。文化啟蒙的精神，臺灣人可以出現第一次，就會出現第二次。日治時代的臺灣人在議會請願運動之外，還想像並創立了文協，臺灣真的應該珍惜。
◧ 待續，全文請見《VERSE》第8期
原文刊載於VERSE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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