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色男孩事件．專訪】不是成為女人，而是成為自己—跨性別演員中川未悠與「小幸」的跨時空對話

改編自真實事件的電影《藍色男孩事件》，回望的是1960年代日本一場幾乎改變了往後數十年性別醫療處境的審判。一名為跨性別者施行性別重置手術的醫師遭到起訴，案件落幕之後，改變的不只是法庭上的結論，還有從此之後應該如何活著、如何隱藏、如何沉默。這不是一段已翻頁的歷史，半個世紀過去，「藍色男孩」這個詞已成死語，法律也在修正。但這段歷史留下的陰影，至今仍能辨認，某些議論依然常見——誰可以定義性別？誰有資格決定幸福？幸福是否需要經過證明，才能被允許？

【藍色男孩事件．起源】抓不到人就抓醫師　一場審判如何讓日本性別重置手術消失三十年？

電影《藍色男孩事件》在此刻上映，顯得格外敏感。它重新打開的，不只是一樁陳年舊案，而是那種至今仍殘留在社會深處的目光：審視的、分類的，要求一個人先自證，才決定是否允許她活下去。

因此，這部作品最關鍵的一步，不是法庭辯論如何被重現，而是導演飯塚花笑始終堅持：這樣的故事，應該由當事者來演。這並不是一個抽象的原則，而是一個極其具體的選擇。而這個選擇最後得以成立，關鍵正在於他遇見了本片的主角——中川未悠。飯塚導演曾說，在試鏡之前，他甚至已經做好準備，若找不到合適的人，就重新改寫角色；但中川一出現，現場所有人都立刻明白「她就是小幸。」導演的堅持與確信，讓小幸有了自己的聲音與身體。

1995年出生的中川未悠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員，她曾在服飾業工作，長年以自身經驗投入校園演講與LGBTQ+倡議。21歲時，她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一路在社會期待的女性形象與「如何成為自己」之間摸索前行。

在《藍色男孩事件》中，她以近乎素人的身分走進這部作品，並以自身生命經驗為主角小幸帶來難以取代的真實感；一位演員走進一個角色，兩個不同時代下，同一張臉短暫重疊——1960年代的小幸，在審視、壓抑與沉默中，試圖為自己活下來；隔了半個世紀之後，21世紀的中川未悠，帶著自己真正活過的身體記憶與生命經驗，站在鏡頭前，她以自己的存在，讓小幸的人生能夠被看見。

中川未悠就是小幸

在這次DQ專訪中，我們與中川小姐談起她如何走進這個角色，談小幸與她自身生命經驗重疊的部分，也談那種從小就知道自己與世界理解不同的感受；透過她的講述，我們得以重新凝視：那些屬於過去的沉默，如何一路延伸到現在；從大眾對「女性」的想像，談那些至今仍未解消的誤會與不安，也談一個人如何放下社會的框架，慢慢活成自己。

有些故事不是為了為歷史補上一個正確答案，而是為了讓那些曾經被要求沉默的人，終於有機會被聽見。

DQ：導演飯塚笑花曾表示，這部電影能落實「當事者出演」，關鍵就在於遇見了中川小姐。導演甚至考慮過為了演員修改劇本，直到中川小姐的出現，才讓所有人認定妳是不二人選。請問您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知道、參與本片的試鏡，進而走進這部電影呢？

中川未悠（以下簡稱中川）：其實，這部電影是我第一次演戲。不過大概從10年前開始，我就持續為學生做LGBTQ+相關主題的演講；此外，我自己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也有一位認識的導演將手術的過程拍攝成紀錄片，叫做《成為女人》（女になる）。我一直很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人理解「我們」是什麼樣的人，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存在，持續在為這件事努力。

本片的演員甄選，是朋友知道了和我說，我才參加的。 雖然我完全沒有演戲經驗，但我那時候真的非常強烈地想著：「我一定要通過這個試鏡。」通過第一次甄選、收到第二次試鏡通知的時候，真的非常開心。第二階段甄選，製作方希望我們能演出片中最後一場關鍵的法庭戲。當時劇本還沒完全完成，我和其他通過第一次甄選的演員們一起，在試鏡前花了12小時左右分組討論，一起接受表演訓練，最後一起呈現這場戲。對我來說是很不一樣的甄選方式，也是很好的經驗。

雖然當時劇本還沒有完全完成，但當我讀到劇本時內心真的很有共鳴！小幸（劇中女主角）的煩惱有很多都和我自己一路走來，對於性別、生命的思考有相似，有很多讓我共感的部分。讀著讀著，我就投入進這個角色了；所以，雖然那些是小幸的台詞，但某種程度，也像是我在為自己說話、向大家訴說。不只是試鏡的時候，正式拍攝也是用這樣子感覺去揣摩。

我覺得正因為沒有演戲經驗，反而有一些只有我才有的優勢吧。所以，我就是把自己的心情、把我至今為止真實感受過的那些事情說出來。

DQ：所以小幸這個角色就是中川小姐嗎？您如何建構小幸這個角色呢？

中川：這個劇本、這個製作在我加入之前，導演就已開始籌備，花了很長的時間醞釀，並不是為我量身打造的喔。從我通過試鏡、確定擔任小幸一角，到真正拍攝又經過了一年半多、近兩年的時間，是花了很長時間才完成的作品。

只是，小幸真的和我有很多人生經歷重疊的部分呢。首先，我的父母也是雙薪家庭，我是跟奶奶特別親的孩子，所以電影裡出現那些和奶奶一起度過的童年時光，讓我有一種非常懷念的感覺。還有，我也曾學過服裝設計，我非常喜歡做衣服，以前也曾從事相關工作。我覺得小幸的興趣、才能與夢想也和我非常相似。所以，不只是法庭戲裡的那些台詞，就連其他日常生活的部分，也跟我一路走來的生命軌跡有相似之處，會有一種很開心的感覺。

DQ：那您覺得小幸是什麼樣的人呢？

中川：我認為小幸是很為他人著想的人。雖然在片中，小幸好像比較內向、冷靜，但其實她一個非常熱情的人，她深愛著自己的伴侶。我覺得自己是很不服輸的人，很熱情、很真誠這部分和小幸有點像。此外，我非常喜歡朋友，這應該也算是一種性格吧！

DQ：這次，導演堅持以「當事者出演」來製作《藍色男孩事件》，這份堅持對導演來說非常重要，為了讓「當事者演員」安心出演，他會準備好拍攝環境，避免當事者受傷。中川小姐在拍攝現場是否感受到這種被理解、支持的氛圍？

中川：在正式開拍之前，所有工作人員、演員都進行了 LGBTQ+相關的基礎知識建立，讓大家了解哪些話其實是NG的、是傷人的。不只是為了工作，私底下大家約進行了很多次的對話、交流。大家都是以體貼、為對方著想的念頭進行拍攝，不希望有任何負面、不好的想法，而且這不是只有針對當事者演員，而是所有拍攝現場的人都秉持的理念。

在這部片中不只我，還有許多演員是「當事人演員」，是第一次有電影以這樣的規模、形式來製作，希望讓更多人能了解。這是導演的挑戰、嘗試，也是一個大膽的決定。我們希望藉由這部電影告訴大家：

不要因為你的性別就放棄夢想，也希望不會有人因為性別而失去工作。因為在工作領域，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

當事者出演（authentic casting）

「當事者出演」指在影視或戲劇創作中，優先由與角色擁有相同身份、背景或生命經驗的人來出演該角色，例如由跨性別演員詮釋跨性別角色，或由身心障礙者出演相關角色。這種做法強調再現的真實性與公平性，回應過去由非當事者扮演少數族群所可能造成的刻板印象與機會剝奪問題，並試圖讓當事者不只是被描繪的對象，而能成為發聲與創作的一部分。

雖然這也引發了關於「表演邊界」的專業討論，但現代影視製作多已達成共識：在尊重藝術創作自由的前提下，應盡可能提供更具包容性的選角空間，讓創作環境更加平等與多元。

不是成為女人，而是成為真正的自己

DQ：電影中有許多角色因為性格或各種原因，展現了關於友情、情誼的各種方式，可能是針鋒相對、可能是實現他人的夢想、可能是義氣與勇氣。在成長過程，在形塑自己的性別認同時，中川小姐身邊的親友都很支持您嗎？

中川：從幼稚園時起，我就覺得自己是女生，身邊的朋友都是女生，喜歡的動漫也是《美少女戰士》之類的作品，我一直覺得自己就跟身邊的朋友一樣——是一個女生。但是隨著成長，女生該有的一些生理變化，例如胸部會發育、有月經等等，我都沒有出現。這種跟女性在身體的生理上面的不同，讓我漸漸產生了違和感，覺得自己跟她們是不一樣的。

可是，當我意識到自己的生理構造與女性不同時，我的朋友們，尤其是那些從小就陪在我身邊、一起長大的夥伴，她們都沒有改變與我相處的方式或態度。她們會教我化妝，買可愛的衣服送我，帶我一起出去玩……所以，比起正式地宣告出櫃，我更像是很自然地、和女生朋友們一起度過了我的青春時光。

大概到了高中左右，我的男性生理特徵慢慢的出現了，我真的無法忍受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像男性，就開始接受荷爾蒙治療。那時，我的朋友們也會鼓勵我：「你快點去做手術啦，這樣我們就可以一起去泡溫泉了。」讓我下定決心要接受性別重置手術，是朋友們的支持推了我一把。

DQ：手術後，您覺得更接近自己了嗎？對中川小姐而言，「成為自己」是什麼樣的過程？在參與這部電影時，中川小姐如何思考「成為女人」以及「成為自己」這兩件事？

中川：我覺得，自己一直以來好像都活在某種社會所要求的「女性形象」的束縛裡。那手術完成後，戶籍也改成女性後，如果我要作為一個「被大家認可的女生」活下去，那因為是女生就應該會做菜？是不是化妝也一定要很厲害啊？我覺得自己被「大眾對女性應有的形象」束縛得很深。

透過《藍色男孩事件》，我意識到自己之所以參與這部電影，並不是因為我是男或女，是因為「我是中川未悠」而被選上的。我不需要去表現出這個社會所期待的樣子，而是可以以自己原本的樣子活著。

我就是我。我就是要像我，我就是要活得像自己。

因為這部作品，我不再被世俗框架給束縛，能夠活出一個最真實的自己、走上接近自己的一條路，心情上也變得輕鬆，又或者可以說，過去曾擔憂、害怕的那些事物，也因為這部作品而消失了。

從現在回望過去，「不理解」依舊存在

DQ：試鏡前，中川小姐知道「藍色男孩事件」嗎？能否與我們分享一下，你對那個事件背後、時代氛圍的想像？當您閱讀、知悉這個事件、理解那段歷史時，有什麼樣的感受呢？

中川：在參與拍攝前，我只知道藍色男孩事件是1960年代發生的真實事件，但詳情不太清楚。因此，參與演員甄選、讀了劇本後，我感到十分震驚。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可以施打賀爾蒙針劑、施做手術，我不用隱藏自己，能和朋友自在相處，但以前的人不行。

那個年代，許多人都要躲躲藏藏的，就像小幸或是那些沒有出櫃的人，即使接受了手術，但在那樣的社會氛圍下，他們必須壓抑自己，只能屏住呼吸那樣地活著。然後，像電影中的有些角色，在晚上上街進行性交易，因為那樣的工作、做那樣的生意，就被用一種幾乎不像是「同樣是人」的方式對待。一想到這裡，我就會覺得非常心痛。這些，對於活在當今的這個時代的我來講，其實是難以想像的。

DQ：雖然現在這個時代已經與過去不同了。更改戶籍、接受賀爾蒙治療、施作手術等等接受度較高了，那您覺得，這個時代所面對困難是什麼呢？

中川：我對於做了手術，成為女性這件事，一次都沒有後悔過喔，真的！可是，當我真正進入社會之後，我卻必須面對一個現實的難題，那就是——我好像必須出櫃，才能活下去。我必須揭露自己原本是男性，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成為女性。

我過去在一家服飾公司當上班族，其實，如果我什麼都不說的話，我想我應該是可以就那樣以女性的身份生活下去的。但我總有一種說不上來的不安感，隱隱擔憂某一天別人會去查我的過去，發現我的性傾向／性別身分、發現我的祕密。那種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好像自己不知道為什麼正在「說謊」。

我希望公司裡的人能理解我，於是我把這件事說了出來。有些人覺得「沒關係啊，這種事我們根本不在意。」可是也有些人會說：「你這樣對客人還是會有影響，所以我們公司沒辦法雇用你。」所以現在的困難，其實還是在社會上仍存在的落差；在這個世界上不同地方、不同群體、不同的人，彼此之間是有落差的。這個落差就造成了彼此生活的一些困難性。所以，與其說是群體所面臨一個重大的困難，不如說其實這個困難分散在各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情況中。

DQ：這樣的落差是來自不同的刻板印象或歧視嗎？

中川：我覺得與其說是刻板印象或者是所謂的歧視，更多的是「不理解、不知道」。我自己有時候也會因為不知道對方的一些心情或想法，而可能在言談、行為中無意間傷到了別人。其實許多人他們可能對於跨性別者並不是很了解，所以對於他們的煩惱，對於自己說了什麼、怎麼樣的話會傷到跨性別者，他們自己也不清楚。「原來跨性別的人會為這些事煩惱啊」、「原來說出這樣的話是會傷人的啊」我想，很多人就是因為不知道，所以才會在沒有惡意的情況下說出那些話吧。

我覺得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接觸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當我有戀愛對象時，我也會親自去見交往對象的父母，去尋求他們對我的理解，讓對方把我當作一個「人」來看待。因為如此，我才會持續進行公開演講，讓大家更能夠理解我們，不論是演講、紀錄片以及這部電影，就是要去打破那個不理解，打破那個落差去建立溝通。

DQ：如果可以對小幸這個角色說一些話的話，中川小姐會想說什麼呢？

中川：第一次有人問我這樣子的問題，我好開心。

我想要對小幸說，謝謝妳當時願意出庭。正因為妳願意出庭，我現在才能在這個時代以這樣子的方式活著。妳當時所做的決定，與我現在的生活是相關的。妳當時的勇氣，真正的影響了未來。我希望自己能夠像妳一樣，藉由做些什麼，讓這個勇氣繼續影響下一個時代，讓未來的人能夠生活得更好。

採訪、撰文／陳愷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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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性別適合手術」は“違法”か“合法”か…1960年代の裁判を描いた映画『ブルーボーイ事件』で取り入れられた《当事者キャスティング》とは？トランスジェンダー当事者が演じるからこそ「誰かの光に」　映画「ブルーボーイ事件」中川未悠さんの思い映画『ブルーボーイ事件』が映し出す、トランスジェンダーをめぐる現在地──連載：松岡宗嗣の時事ニュー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