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致豪專訪一】他是鄭捷的辯護律師 談起受害者就哽咽
**黃致豪沒見過親生母親。1歲時，他被寄養在親戚家中，10歲才與父親、繼母同住，然而親子關係疏離，國中遭到霸凌，成長過程中的孤獨、憤怒、悲傷，讓他成為個性反叛的律師。
他敢於接手震驚台灣社會的重大刑案，鄭捷、龔重安、王景玉，個個罪證確鑿、眾人皆曰可殺。為這些人辯護，讓黃致豪也像個犯罪者，有人認為他藉此賺取名利，然而名是臭名，利也沒有，只有壓力與言語攻擊。
他無意為這些人脫罪，而是想在審理過程中，爬梳犯罪的成因。只因為自己的人生，曾經有那麼一刻，也可能成為殺人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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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到成長過程，黃致豪冰冷的臉孔，突然熱了起來，「我曾經有一度，帶刀，放在書包裡面，想要，嘖……」國中時候他被霸凌，「可能我講話討人厭吧。」霸凌他的同學成績都很優秀，其中一人還是老師的孩子，枯燥充滿體罰的學校，欺負黃致豪是一種樂趣。於是，他的桌子被打翻，抽屜的東西、課本不見，甚至有一次放學，他發現腳踏車的輪胎被刺破，坐墊被割開。「你會憤恨到了極點，你會帶刀，覺得說，下一次，我們就一起處理這個事情。」
【無意幫凶手脫罪，但是…】
初次見面，隔著事務所的玻璃門，我禮貌性點頭，而黃致豪冷冷回應，「進來吧，沒有人會對我這麼禮貌。」46歲的黃致豪，是台北捷運隨機殺人案凶手鄭捷的辯護律師。近6年多件震驚台灣社會的刑案，如：北投文化國小隨機殺人案（龔重安）、內湖小燈泡隨機殺人案（王景玉），包括今年發生的華山分屍案（陳伯謙），他都擔任被告的辯護律師。
為罪證確鑿的殺人凶手辯護，彷彿也成了犯罪者。我們架好攝影機，拉椅子坐他面前，採訪，就變成審問。他似乎感覺這像在錄口供，問我們採訪後，能否幫忙拍幾張照片讓他留存？「朋友都說我的照片很像殺人犯。」他苦笑。這是我們第三次與他見面，一向對記者不友善的他，因為彼此漸漸熟悉，所以態度溫和多了。
他無意幫這些人脫罪。「我覺得不管什麼樣的人，都有義務、權利，在司法這一條處理的線上，最後一次再被看到他完整的脈絡跟身影。」他以邪惡的大樹做比喻，「他的根是深深地在過去的土壤裡長出來，而你要完整評價他，必須完整知道脈絡。」願意接手爭議的重大刑案，「一部分當然是為了被告在法律上的最佳利益。」「另外一部分，我覺得是為了滿足我個人探索的好奇心，我想知道為什麼？」
接任這些案件，幾乎都是法律扶助基金會派案，原因很單純：「找不到人。」法扶基金會的周德彥主任說：「我們都是用拜託的，這些重大刑案社會觀感不佳，有些律師太忙，或者有來自家庭的壓力、不願面對媒體，因此接手意願不高。為死刑犯辯護，需要很強的辯護能力，不可能讓律師主動接案。」
第一次擔任重大刑案被告的辯護律師，是鄭捷的台北捷運隨機殺人案。他記得是在生日的前幾天接到法扶基金會的電話，詢問意願。那時他在司改會開課，談律師接案的倫理道德，有學生聽了不服，嗆他滿口道德倫理，問如果是鄭捷，他會接嗎？「我說如果來的話，我一定會接下來。人生就是很鐵齒，後來就真的找到我這邊來。」
對於找他幫忙的刑案，他從不拒絕。「不管別人怎麼想，我會覺得我是夠格的律師，我對這個職業有一點執迷，我心中定義的律師，是賺錢很重要，要養家活口，但我需要一點點的反叛成分，讓我自己可以每天提醒自己：『幹！你是一個律師！』」
【後悔接了鄭捷案，因為…】
雖然每次打開卷宗，心情是複雜的，他對種種惡行憤怒，也悲傷。他談起鄭捷案，「其實很後悔接這個案子，不是因為案件本身，是因為我看到的第一張受害者照片，他也是一個爸爸。」聊到這邊，他停頓哽咽，眼眶泛淚，「然後這個爸爸留下一個太太、二個小孩。」
黃致豪小檔案
1972年出生於高雄。美國紐約大學心理／政治雙學士、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學碩士、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班、2016年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籌備委員。
曾擔任以下刑事案被告辯護律師（依案發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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