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實驗室｜關於腕錶》製錶師的名字，重新回到錶盤上｜GWD 2026為何重新回顧獨立製錶先鋒？

當大型品牌開始引入獨立製錶師的個人語言，一只腕錶究竟由品牌還是作者定義？這一次，1% Style從GWD 2026三款新作出發，觀察Vianney Halter、Vincent Calabrese與Daniel Roth的名字，如何透過合作、轉譯與復興回到錶盤上。

高級製錶的世界裡，大型品牌以歷史、系列與製造體系建立價值。一只腕錶從設計、機芯研發到生產上市，是許多部門共同完成的結果，參與其中的製錶師與設計師，往往退到品牌名稱之後。

獨立製錶則保留了較鮮明的作者痕跡。品牌名稱經常就是製錶師本人，錶殼輪廓、機械結構與顯時方式，也直接連結一個人的性格與判斷，於是，收藏家買下的不只是材質與複雜功能，也包括一位製錶師理解時間的方法。

兩者並沒有絕對界限，獨立製錶師同樣需要機芯供應商、零件工坊與合作團隊，大型品牌內部也有風格鮮明的創作者；差異在於，腕錶最終由品牌長期經營的系列規範主導，或由某一位創作者的想法向外發展。

2026年Geneva Watch Days（GWD）期間，這條界線變得格外值得注意。寶格麗首度邀請Vianney Halter進入Octo Finissimo；M.A.D.Editions找來Vincent Calabrese，演繹他多年前提出的Baladin顯時概念；由La Fabrique du Temps Louis Vuitton主導復興的Daniel Roth，則發表Extra Plat Rose Gold Gilt。

三款腕錶背後是三種不同的關係：合作、轉譯與繼承。放在一起觀看，也讓人看見獨立製錶師的個人語言，如何進入品牌與精品集團的產品體系。

當Octo Finissimo遇見Antiqua

寶格麗與Vianney Halter的相遇，幾乎是兩種時間觀的正面碰撞。Octo Finissimo的性格來自幾何、平面與削減，層層相疊的八角形錶殼，以及不斷挑戰厚度極限的機芯，使它成為當代大型品牌中辨識度最高的腕錶之一；它的美學近似現代建築：乾淨、理性，力求刪去多餘的部分。Vianney Halter於1998年發表的Antiqua萬年曆，則把不同時間資訊拆進四枚獨立錶盤：鉚釘、舷窗與乳白色錶盤，使腕錶像是從十九世紀潛水艇、天文儀器或凡爾納小說裡拆下的控制裝置；這套融合古典機械與未來想像的語言，也讓Halter的作品經常被歸入復古未來主義，甚至被視為蒸氣龐克美學在製錶領域的代表。

Octo Finissimo Dual Time × Vianney Halter保留寶格麗的八角形錶殼，原本完整、平坦的錶盤卻被拆成四枚大小不同的「舷窗」，分別顯示當地時間、第二時區、日期與日夜。乳白色錶盤、藍色指針與紅色箭頭秒針，讓人幾乎不必看見簽名，便能認出Halter。

寶格麗為這套顯示方式開發BVF 200微型自動盤機芯，在5.49毫米的厚度中納入GMT、日期與日夜顯示，整只腕錶依然控制在9.70毫米，你可以說Octo Finissimo沒有放棄超薄工程，只是將累積多年的技術能力，用來容納另一套觀看時間的方法。

這場合作也因此深入腕錶的功能配置、資訊閱讀與機芯開發，於是乎，Halter觀點進入了Octo Finissimo的內部，寶格麗則容許自己的代表性系列，暫時帶上另一位作者的面貌。

M.A.D.3 寫給 Vincent Calabrese 的新註解

M.A.D.Editions與Vincent Calabrese面對的是另一個問題：一項曾經領先時代的機械概念，要如何被今日的年輕藏家看見？

現年82歲的Calabrese，是獨立製錶運動的早期推動者之一。1985年，他與Svend Andersen共同創立獨立製錶師學會AHCI；他曾構思出後來成為Corum Golden Bridge的長條形機芯，也長期實驗陀飛輪、游走時與非傳統機芯結構。

M.A.D.3選擇從Baladin介紹他。Calabrese不喜歡傳統跳時在整點瞬間切換的突兀感，希望時間的流動能被看見，因此讓小時數字隨著分鐘緩慢移動，直到下一個小時進入視野：由於其早期製作的機構帶有強烈的手工實驗性格，難以直接擴大生產，M.A.D.Editions則以La Joux-Perret G111自動機芯為基礎，開發雙向跳時與拖曳式分鐘模組，保留Baladin緩慢游移的顯時特色。

40毫米精鋼錶殼與鮮明色彩，使M.A.D.3與原作保持距離。它無意複製一只古董錶，更像是把舊有的機械觀念編輯成新版本，交到不同世代的讀者手上。這也呼應M.A.D.Editions對自己的定位：它將品牌形容為一家「出版社」，讓不同作者帶著各自的故事與創作世界進入同一個平台。

腕錶底蓋藏著一句由Calabrese選擇的話，隨自動盤轉動逐漸顯露：「取悅他人相當容易，以自己為榮卻困難得多。」比起一段正式的生涯回顧，這句話或許更接近Calabrese留給M.A.D.3的簽名。

當獨立製錶成為需要保存的遺產

Daniel Roth的情況則更為複雜：名字仍然存在，原作者卻已經離開，後來的作品該如何繼續？

1988年，Daniel Roth創立同名品牌，以雙橢圓形錶殼、細密璣鏤錶盤與古典複雜功能，建立起完整而鮮明的個人風格。他是現代獨立製錶最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也證明製錶師能以自己的名字與審美，在大型鐘錶公司之外建立品牌。品牌後來歷經轉手，並於2000年進入寶格麗體系；2023年，Daniel Roth在LVMH旗下La Fabrique du Temps Louis Vuitton的支持下重新啟動，以獨立品牌名義回歸，由Michel Navas與Enrico Barbasini主導技術開發與製作。

2026年GWD發表的Extra Plat Rose Gold Gilt延續經典的雙橢圓形輪廓，並以實金錶盤製作黑金對比。羅馬數字、品牌名稱與腕錶編號沒有印刷於表面，而是在遮蔽、電鍍與表面處理的過程中保留金質底層。其下施以手工直線璣鏤，使黑色錶盤隨光線浮現深淺變化。

腕錶搭載由La Fabrique du Temps Louis Vuitton開發及組裝的DR002手上鏈機芯。從異形機芯、手工倒角到璣鏤錶盤，製作團隊逐項整理Daniel Roth留下的設計線索，再以當代工坊的條件將它們實現。

大型精品集團提供資本、人才與長期生產能力，讓一個原本可能逐漸留在拍賣市場及收藏記憶裡的名字，再次擁有開發機芯與推出作品的條件；然而，資源進入之後，詮釋權也隨之轉移：雙橢圓形錶殼、璣鏤錶盤與異形機芯可以被保存，原作者做出這些選擇時的直覺，卻不可能被完整複製，後來的團隊必須決定哪些元素可以改變、哪些必須保留，以及一只新作能離開原作多遠。

Daniel Roth的復興因此始終存在一道張力：它延續了一位獨立製錶師的名字，也不可避免地把個人創作整理成能被制度長期經營的品牌資產。

當名字回到錶盤之後

過去二十年，獨立製錶逐漸從收藏市場邊緣走向核心。拍賣價格、漫長候補名單與社群討論，使少數製錶師成為明星，也讓大型品牌注意到，收藏家尋找的不只有複雜功能、稀有材質與限量數字，還有一套難以取代的個人觀點。

這也帶來新的風險。當製錶師的風格被市場認可，復興、致敬與合作很容易只留下可辨識的符號：一種錶殼、一套字體、幾枚鉚釘，或一段被反覆講述的歷史，名字成為溢價的理由，但思想卻可能從腕錶裡消失。

判斷這些作品是否成立，不能只看外觀有多像，更重要的是，它們是否理解原作者為何選擇某種顯時方式、為何挑戰既有機構，以及那些形式最初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當新品影像、技術規格與限量數字都能迅速流通，一只能讓人辨認出「誰在思考」的腕錶，反而變得更加稀少。

當製錶師的名字回到錶盤上，也就不只是懷舊，它提出的是另一個問題：當一只腕錶離開原作者的工作檯，進入品牌、集團與市場之後，還能不能保留那個人看待時間的方式？（推薦閱讀：跨界實驗室｜關於腕錶》IWC為何與《小王子》產生交集？從《夜航》到飛行員腕錶，一段延續20年的天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