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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鋼琴女皇的光芒之外,找到自己的位置|麗達.陳.阿格麗希的音樂之路

1% STYLE

更新於 1天前 • 發布於 1天前 • 張世文
瑪莎.阿格麗希(左)與女兒麗達.陳.阿格麗希(右)同台謝幕。母女擁有相似的容貌與笑容,卻走出截然不同的音樂道路;一位以鋼琴改寫世界樂壇,一位則在中提琴、指揮、音樂總監與室內樂之間,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圖/新象・環境・藝之美提供)

從世界樂壇傳奇、被譽為「鋼琴女皇」的瑪莎.阿格麗希(Martha Argerich)之女,到國際音樂節的音樂總監、指揮與中提琴家,麗達.陳.阿格麗希(Lyda Chen Argerich)的人生,並沒有複製母親的成功,而是在不同文化、不同教育與不同音樂觀之間,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出生於瑞士,擁有阿根廷與中國兩種文化背景,她走過法律、中提琴、室內樂與指揮的道路,也成為串連國際音樂家合作的重要角色。1% Style這次的獨家專訪,麗達分享父母帶給她的影響、跨文化成長的養分,以及如何在鋼琴女皇的光芒之外,走出自己的音樂之路。

走進錄音室後,麗達開場就問:「有 Espresso 嗎?」現場新象的行銷經理問她要不要美式咖啡,她笑著搖頭,語氣裡帶著一點認真:「American coffee is not coffee。」

她坐定後,中英文交錯著回答問題。碰到熟悉的詞,她會直接用中文;一時找不到精準的表達,便轉回英文。談到父親與中國文化,她會突然說出「節奏」、「流動」、「書法」;談到音樂教育,又用中文說「感受」、「平衡」。這些詞彙不多,卻不是禮貌性的中文展示,而是她思考音樂時真正會使用的語言。

麗達出生於瑞士日內瓦,母親瑪莎.阿格麗希是1965年蕭邦國際鋼琴大賽首獎得主,此後以強烈的舞台能量、自由的節奏感與難以模仿的音樂直覺,成為橫跨20、21世紀最具代表性的鋼琴家之一。父親陳亮聲則是出生於中國、後來旅居歐洲的作曲家與指揮家,對中國書法、古典文化與音樂之間的關係有自己的理解。

麗達的名字,也像是她人生的起點。「Chen」來自父親陳亮聲,「Argerich」則來自母親瑪莎.阿格麗希。兩個姓氏並列,沒有刻意偏向任何一方,一邊連結父親始終珍視的中國文化,一邊承接母親走向世界舞台的音樂人生。

後來回頭看,這個名字幾乎也映照了她的人生。她沒有走向任何一方,而是在兩種文化、兩種教育,以及兩種截然不同的音樂觀之間,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條屬於自己的人生道路

麗達長得很像母親。眉眼、笑容,甚至說話時忽然出現的直接與幽默,都讓人很容易聯想到阿格麗希。然而,她的人生幾乎沒有沿著母親走過的路前進:她沒有成為鋼琴神童,也沒有依靠國際大賽、獨奏巡演與個人專輯建立明星身分。

她早年在日內瓦音樂學院跟隨土耳其小提琴家Ayla Erduran學習,後來前往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師事林耀基;回到瑞士後,她進入日內瓦大學攻讀法律並取得法律執照,成年之後才轉向中提琴。但若因此把她理解成「很晚才回到音樂的阿格麗希女兒」,同樣低估了她在國際音樂圈的位置。

多年來,麗達持續參與韋爾比耶、薩爾茲堡、盧加諾阿格麗希音樂節等重要平台,並與伊夫利.吉特里斯、米沙.麥斯基、馬克西姆.凡格羅夫、蓋布莉葉拉.蒙泰羅等音樂家合作:她參與的多部室內樂錄音亦由EMI發行,近年她又將角色延伸至指揮、教育與音樂策劃,創辦ARCH音樂學院,在中國、歐洲與拉丁美洲推動音樂教育計畫。

她未必是一位以獨奏明星姿態被大眾辨認的中提琴家,卻長期身處國際頂級室內樂與音樂節網絡之中。她的代表性不只在於登上過哪些舞台,更在於她能持續與一流音樂家合作,進入排練、演奏與節目策劃的核心。

室內樂很難只靠姓氏生存。音樂家必須真正聽得見別人,也必須讓別人願意再次與自己合作。麗達的國際位置,正是如此建立起來的。

這是麗達第一次來到台灣。訪談開始前,我問她想在台北看什麼。她幾乎沒有猶豫:「故宮。」父親曾告訴她,許多重要的中華文化珍藏來到台灣,她一直希望能親眼看看;她也想逛傳統市場,只可惜前一天抵達時恰逢休息日:「去一個不熟悉的國家,總會想感受真正的生活。」相較於經過完整設計的餐廳,她更好奇街上的人如何吃飯、如何生活。

台北給她的第一印象,是多種文化同時存在。她感覺到日本留下的氣質,也察覺到與中國文化相連的部分;濕熱的氣候與生活節奏,又讓她聯想到泰國與東南亞。形容台灣,她用英文說了一長段後,停下來,以中文補了一句:「很自在。」她笑說自己在台北有種回到家的感覺。這句話恰好映照她自己的生命背景。

潛移默化的跨文化體驗

麗達的跨文化經驗,其實發生在家庭內部,存在於父母幾乎相反的性格、文化記憶與藝術判斷之中。母親瑪莎離開阿根廷後很快適應歐洲的音樂與生活環境,甚至沒有在家中使用西班牙語;父親陳亮聲離開中國後,卻始終深深懷念中國,保留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尊敬:「我的父母來自完全不同的背景,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與性格。」她笑說,兩人幾乎對所有事情都有不同看法,而瑞士相對中立而穩定的環境,反而讓她有空間在兩種強烈的人格與文化之間,慢慢辨認自己。

瑪莎與陳亮聲對女兒的影響,也沒有朝相同方向發展。

麗達發現自己與母親擁有相近的音樂直覺,尤其在兩人一起聽演奏時:「我的音樂直覺很接近母親,我們聽音樂時常會有相同反應。」

父親則更重視結構、平衡,以及獨奏與樂團是否真正融合:「我們常聽同一段音樂,卻沒有總是聽見同一件事。」然而,當她向父親請教如何演奏一首由巴赫大提琴組曲改編的作品時,這位習慣分析結構的指揮家,最後只對她說:「這麼美的音樂,把它的美呈現出來就好。」

父親也常把指揮與書法放在一起理解。在陳亮聲的觀念裡,指揮手勢與書法線條相通:動作如何開始,力量如何推進,何時停頓,何時留白,都與呼吸和方向有關:「對父親來說,指揮就像書法,裡面有節奏、流動與停頓。」這套理解後來成為麗達站上指揮台時的重要基礎。

她也坦白,自己偶爾會在總譜中迷失,但指揮不能讓樂團跟著失去方向:「必須先保持清楚與可信,再重新找到位置。」

外界很容易想像,出生在阿格麗希的家庭,孩子理所當然會從小接受嚴格訓練,但事實幾乎相反。瑪莎很小便開始密集練琴,也極早進入職業音樂世界。她知道成為神童與職業音樂家需要付出什麼,因此不希望女兒重複自己的童年:「我母親其實很努力阻止孩子們學音樂,她只希望我們能過普通的生活。」

父親也不鼓勵麗達學鋼琴,理由更直接:「妳不可能彈得像妳母親那麼好。」他希望麗達避開比較,也沒有期待她成為獨奏明星:「他只希望我能在弦樂四重奏裡,把第二小提琴拉好。」在陳亮聲看來,位於中間聲部,理解平衡、支撐與聆聽,就是理解音樂最完整的方法之一。

麗達後來愈來愈相信,自己今天對音樂的判斷,其實正是從室內樂中形成:「我所知道、所感受到的音樂,都來自室內樂裡的聆聽,以及尋找平衡。」她用「late bloomer」形容自己。父母在各自的藝術世界中如此突出,使她和姊妹花了很長時間,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又真正想做什麼:「我一直活在他們的影子下。也許那同時是一種保護,但更多時候,仍是一道陰影。」麗達沒有急著反抗,也沒有迅速建立一個足以對抗母親的身分。她先到北京,希望理解父親的文化根源;回到日內瓦後,又選擇法律。

法律給她結構,中提琴讓她找到位置

麗達選擇法律的理由很實際:「法律幾乎可以運用在所有事情上。」多年後,她更清楚法律如何進入自己的音樂工作:整理複雜資訊、直接抓住重點,也不把力氣浪費在無關處(談到這裡,她又用中文補了幾個詞:「邏輯。重點。不要浪費……energy。」)。這條看似離開音樂的道路,最後反而成為她理解音樂的一部分。

至於中提琴,又是另一個故事。28歲生日那年,父親決定送她一把樂器,讓她到義大利親自挑選,當時的麗達對中提琴瞭解不多:「我只是喜歡中提琴的聲音,所以把它帶回家,再慢慢把所有事情學起來。」但麗達更重要的觀點養成,則來自室內樂。

室內樂要求演奏者隨時判斷何時前進、何時讓出空間,也要知道此刻誰的聲音最重要。麗達在國際音樂圈的代表性,正建立於這種讓合作成立的能力,而後來走向指揮、音樂總監與教育,也從此開始,只是從一個聲部的演奏者,逐漸成為安排整體關係的人:「我一直對演出之前,以及一場演出周圍發生的事情很有興趣;能夠選擇曲目、指揮作品,再親自參與演奏,會讓我對一場音樂會有最完整的理解。」

她不把音樂總監、指揮與演奏者視為彼此衝突的三種身分:「一個角色會幫助另一個角色。」她也不喜歡把指揮理解成單向命令:「我想和樂團一起做音樂,就像大家在演奏室內樂。」當然,這並不代表她沒有立場,而是她希望建立一種有方向、也保有交流的領導方式。

2026年11月,「阿格麗希音樂節在台灣」將在高雄、台北與屏東登場。麗達同時擔任音樂總監、指揮與中提琴家,母親瑪莎與兒子大衛.陳.斯維爾德洛夫也將參與演出,其中最具象徵性的安排,是瑪莎與外孫共同演奏雙鋼琴,而麗達站上指揮台:「演出還沒有發生,我真的不知道最後會出現什麼。」

她說,母親與大衛已經透過鋼琴建立了一種關係:大衛知道如何在鋼琴上創造聲音,而瑪莎已經在他身上辨認出這種能力:「我的兒子與母親已經建立了關係,那不只是音樂上的關係,而是真正透過鋼琴形成的連結。」大衛面對外祖母會緊張,也會想證明自己;瑪莎的演奏則充滿現場即時變化:「我的指揮工作,其實是讓樂團準備好面對他們可能帶來的所有驚喜。」

作為女兒與母親,她是否會擔心?麗達的回答很直接:「When I conduct her, she is not my mom。」當她指揮母親時,瑪莎並不是媽媽:「音樂停止、我們重新開始說話之後,她才又成為媽媽。」

面對下一代,形式可以改變,投入不能減少

麗達對年輕音樂家的態度並不保守。她接受Instagram、流行文化與新的溝通方式,也認為古典音樂若要繼續存在,年輕世代必須找到能與同齡人對話的方法:「如果希望古典音樂繼續活著,年輕人會告訴我們該往哪裡走。」她支持古典音樂與流行歌手合作,也期待音樂家與舞者、畫家、作家、哲學家之間出現更多交流。

但她也畫出一條清楚界線:「當真正開始演奏音樂,就必須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都交出去。」她擔心部分年輕音樂家太早相信自己已經掌握莫札特或柴可夫斯基,低估作品需要投入的時間與深度。「音樂家的生活不只有派對與香檳,還有工作、挫折、反覆練習,以及不斷超越原本能力的過程。」

投入足夠深,演奏者才有可能在作品裡遇見連自己都沒有預料到的東西。表達方式可以改變,媒介可以更新,古典音樂也能進入新的合作關係;面對作品時的誠實與投入,仍不能被省略。

母親給她音樂的直覺與生命力,父親留下結構、中國文化與線條感;法律讓她學會整理複雜世界,中提琴與室內樂則教會她聆聽。(推薦閱讀:1% Guide》策展人帶你看展:從林布蘭到哥雅,名作之外還藏著一部世界史

她確實長得像瑪莎・阿格麗希,走的卻是另一條路。瑪莎以無可取代的演奏站在舞台中央,麗達則花了更長的時間,成為那個讓不同聲音、不同世代與整個舞台共同精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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