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台灣距離廢除死刑越來越遠嗎？

（德國之聲中文網）死刑存廢在台灣一直是高度敏感的爭議議題。支持者普遍主張，死刑體現了應報正義、能有效嚇阻犯罪，並反應民意；反對者則強調，國家不應剝奪生命權、提醒冤案誤判的可能性，並指出嚇阻效果缺乏實證。

2024年台灣憲法法庭針對死刑釋憲，最終宣告「部分合憲」，同時大幅限縮死刑的適用範圍，也為判死設定了多重門檻。當時有聲音認為，這可能意味著台灣會朝「實質廢死」的方向前進。

但在釋憲數個月之後，台灣政府無預警於今年1月槍決最年輕的死囚黃麟凱。這是台灣相隔5年再次執行死刑，也是總統賴清德任內首次槍決，當時遭到歐盟對外事務部的強烈譴責。

英國人權組織「死刑專案」（The Death Penalty Project）的共同執行董事雷紹爾（Saul Lehrfreund）與挪威科技大學精神衛生系及挪威聖奧拉夫斯大學醫院安全、監獄及法醫精神科研究與教育中心資深研究員艾波頓（Catherine Appleton）日前訪台參與「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的學術論壇。他們在台北接受DW採訪，談論台灣廢死的近期發展。

廢死爭議背後的政治？

「如果5年都沒有任何（死刑）執行，幾乎是突然地槍決某人，對我而言這就是政治宣示：我們要讓大眾知道我們支持死刑。」挪威學者艾波頓向DW表示：「或許這次執行，跟想要展現強大國家的政治姿態有關。但強大是指什麼？（死刑）肯定不是民主價值。」

目前全球有超過140個國家在法律上已經廢死、或在實務上超過十年未執行死刑。台灣、美國、日本是少數仍有死刑的民主政體。

陳水扁執政時期，台灣法務部曾經提出「逐步廢除死刑」政策，但在反彈聲浪之下未能推動落實。根據統計，此後歷任總統的死刑執行情況，馬英九任內33件最多，陳水扁任內32件，蔡英文任內只有2件。

黃麟凱遭槍決後，台灣行政院長卓榮泰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曾表示，法務部非常謹慎，「前陣子也因為整個法律完備，有執行了一人，證明台灣並不是一個廢死社會，法律上是在合憲的範圍中，只要完備法律，對於經過法院判決，政府會予以執行。」

艾波頓認為，對於像台灣這樣的民主國家而言，走向廢死是一條必然之路。從憲法原則看，國家不應奪取生命，「若是『以命償命』，那就不是在支持法治，而是在支持私刑式報復。」

英國人權專家雷紹爾也提出類似的看法。他向DW表示，該次死刑執行嚴重傷害了台灣的國際聲譽，也指出了一個根本問題——死刑究竟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為什麼是那個人？為什麼是那個時間點？背後的理性思考是什麼？這看起來非常隨機與政治化。」

雷紹爾進一步表示，2024年台灣的死刑釋憲案，他曾與國家人權委員會密切合作，向法庭提供詳細的法律論證與專家證據。「第一份專家意見清楚指出，台灣死刑的適用具有任意性、帶有隨機性，與法治原則不符。第二份證據則指出，死刑不具高於其他刑罰的嚇阻效果。這是由哥倫比亞大學世界級學者提交的報告，以台灣的犯罪與殺人統計、判死與執行數據分析，發現犯罪率與刑罰間毫無相關。因此就證據而言，死刑對犯罪的發生沒有產生影響。」

雷紹爾稱，他對去年釋憲的結果「感到失望」，今年初的槍決更證明台灣政府在死刑問題上缺乏有原則的領導。以「8成民眾支持死刑」作為擱置改革的理由，「不可接受」。他強調：「人權是用來保護少數、弱勢與不受歡迎者。若法律只是民意的投射，那就不是法治了。」

誰決定廢不廢死？

台灣多次民調顯示，約有8成民眾反對廢除死刑。每當社會出現重大刑案，或者影視作品觸碰有關議題，也可以普遍看見支持「死刑即正義」的社會言論。

雷紹爾認為，死刑並非單純「支持」或「反對」的黑白之爭，而是更複雜的「灰色」議題：「我們做過很多調查，如果今天我在台灣只問『你支持死刑嗎？』多數人會回答『支持』。但如果我追問『你有多強烈支持死刑？』我們知道（因為我們在台灣做過調查）大概只有30%的人會說『我強烈支持』。……再問第三題：『如果政府政策是廢除死刑，你是否可以接受？』你會發現，那70%～80%『不那麼強烈』支持的人，其實可以接受政府廢死。」

他指出，全球已經廢死或暫停執行死刑的國家中，「沒有任何一個是因為民意支持而廢死，或民眾要求才廢死」。政府必須負起開啟公共對話的責任，但台灣兩大政黨似乎都沒有將對話往前推動。

「我們在台灣做調查時問過：『如果可能槍決到無辜者，你還會支持死刑嗎？』支持度降到只有6%。所以一開始說台灣有8成民意支持死刑，表面、抽象地看，或許是真的；但在現實、具體條件下，並非如此。因此，政府說『不能廢死，因為民眾支持死刑』其實並不正確；這不是好的領導，也不是好的治理。」他說。

被害者家屬的「正義」？

台灣「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2024年曾提出資料主張，根據該協會所做的問卷調查，超過96%的被害人家屬反對廢死，呼籲重視被害者家屬的心聲。

該協會的代表律師陳淑貞當時表示，歐盟經過了53年才在2003年廢死，期間經歷社會溝通，並有詳細的配套措施。台灣雖然有廢死聲音，但推動至今，不只反對比例仍高，也沒有配套措施，廢死就像「天邊彩虹」。

雷紹爾認為，被害者家屬的「正義」是重要議題，但創傷療癒並非來自於死刑。他指，許多主張保留死刑的國家，往往會以「我們需要用死刑來安撫被害者家屬」為理由，但他對這樣的論點感到困惑。

「全球85%的國家沒有在執行死刑。台灣或日本的立法者是在暗示，這85%的國家都錯了嗎？難道說那85%的國家並不尊重被害者家屬的觀點？」他強調，死刑沒辦法療癒，反而令共同受害者——也就是受害者家屬——再次受創。

根據「死刑專案」9月發布的最新報告，雷紹爾指出，該研究以美國的共同受害者為訪談對象，發現案發當下他們非常憤怒、情緒激動、渴望報復，多數人支持死刑；但到了進行訪談時，沒有任何一位仍然支持死刑，「一個都沒有，因為死刑只會讓他們感受到更深的傷害。」

他解釋，在保留死刑的國家，似乎官方給的唯一答案就是執行死刑與報復，但這並不是解方。他以台灣為例說明：「目前36名死囚在死牢的平均時間是13年，有人超過20年。這整段期間，因為刑罰並未執行，共同受害者也得不到『解脫』（closure），結果死刑讓他們不斷被重創——他們因為案件一次次回到法院，腦中、思緒、心理一直被這件事佔據：『這就是傷害他們至親的人嗎？』沒有結束，死刑也不允許結束，不允許療癒或以某種方式繼續人生的可能。它只會讓傷口一直存在。」

無期徒刑是替代方案嗎？

艾波頓是專門研究「最高刑罰」的學者，她向DW表示，當台灣談論廢除死刑時，也必須同時談論配套措施。儘管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LWOP）經常被納入討論，但她認為這不啻是「另一種死刑」。

「我做過全球無期徒刑的調查，看看有哪些替代性的最高刑罰。你可能會自然而然地認為無期徒刑——包括不得假釋或可以假釋——就是替代選擇。但有些國家既沒有無期徒刑，也沒有死刑，而是固定期刑。例如葡萄牙，最高刑期是25年，之後就會釋放。他們的社會並沒有崩潰。」

艾波頓舉例2015年的高雄監獄狹持事件，並稱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可能使囚犯失去希望，陷入「無所畏懼」的狀態。

2015年，高雄發生台灣獄政史上首次的獄政幹部被挾持事件。6名囚犯狹持典獄長等獄方人員作為人質，最終越獄失敗6人舉槍自盡，人質平安脫險。

艾波頓強調，可假釋的無期徒刑制度，並不代表囚犯一定會被釋放，只是作為憲法保障人性尊嚴的國家，必須能在某個時間點重新審視囚犯是否可以釋放、是否可以重返社會，或者需要繼續關押。

她並以美國和德國為例說明，全球80%、不得假釋無期徒刑的受刑人都在美國，結果美國監獄彷彿高齡療養院，獄政問題嚴重、經濟負擔沉重，許多受刑人寧可被判死刑；在德國，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謀殺犯，在服刑滿15年之後，可以向法庭申請假釋，但可假釋的無期徒刑並沒有削弱德國的民主或讓德國變成一個「弱國」。

「若政治人物只是迎合他們以為的『民意』，那麼『民意』是誰？民眾掌握多少資訊？又是否諮詢過專家呢？」她說。

國際要求台灣廢死的壓力

台灣被譽為亞洲自由民主的燈塔，儘管並非聯合國成員，但仍於2009年馬英九執政時期，於立法院通過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其中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即呼籲廢死。

雷紹爾表示，台灣是年輕而蓬勃的民主政體，在許多面向都非常進步——例如同性婚姻、言論自由等，但在死刑議題卻站在對立面。

「（台灣）與中國的對比在很多面向都很鮮明，唯獨死刑這點卻相同。站在外部的角度，台灣若希望與周邊國家有所區別，廢除死刑將是非常有力的宣示：即便是犯過錯的人，我們仍尊重每個人的生命權。這將會向世界清楚表明，台灣在國際秩序中的定位。」

艾波頓也認同這樣的觀點。她稱：「如果台灣正站在十字路口，就需要正視自身作為民主政體的定位，並堅定追求民主道路。想跟中國做出區別？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應該擁抱民主價值，不能保留死刑制度。」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最新的全球死刑年度報告，中國目前仍然是世界上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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