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野派家人：不讓體制外史料腐朽，《獨奏者之舞》導演李立劭踏上家內考古之旅

白色恐怖迫害如何改變人的一生？擅長拍攝戰爭歷史與邊緣人物的紀錄片導演李立劭，今年推出新作《獨奏者之舞》，將鏡頭轉向家族史料，重現父親李哲洋的民歌採集與音樂研究。年少習樂、志在音樂創作的李哲洋，16歲那年父親李漢湖被控匪諜遭槍決，人生從此驟變；即使屢遭體制排斥，他仍辛勤筆耕、深入田野錄音，以紀錄者使命走完短暫一生。

為搶救父親留下的大量手稿與影音資料，李立劭首次以第一人稱旁白在紀錄片「現身」。《獨奏者之舞》獲2026年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與最佳紀錄片獎、台灣國際人權電影節人權電影獎首獎，亦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9月中旬至年底展開全台院線特映巡迴，戲院限定的5.1聲道版本，也讓1960年代採集的部落歌謠原音，穿越半世紀重新被聽見。

2019年，李立劭接到通知，1990年父親李哲洋過世後，李家人捐給國立藝術學院（今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中心保存近30年的文物出事了。

保存李哲洋資料的典藏空間受到外包廠商施工波及，部分文物毀損。李立劭與家人介入後，才發現問題不只是一場事故。父親留下的大量手稿、錄音帶、幻燈片、底片與影音資料，多年來未完整建檔、數位化，一些資料甚至缺乏基本防潮措施，長年塵封庫房。

觸動他的不只是父親的東西受損。拍紀錄片20多年，李立劭的鏡頭長期朝向被大歷史推到邊緣的人：《邊城啟示錄》等滇緬三部曲，記錄遺留泰緬的國民黨孤軍；《當飛機飛過》拍攝桃園航空城拆遷戶；《我那遙遠的呼喚》尋訪老邁的中華民國印度遠征軍，挖掘罕為人知的二戰記憶。

「但現在輪到自己家裡面的（歷史）也遭受這樣對待，很生氣。」

在斷簡殘篇裡面找尋家族故事

李立劭與家人開始搶救資料，購買器材將磁帶轉成數位檔案，並透過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等單位協助數位化家庭影像。原本只是為了不讓史料腐朽，卻逐漸變成一次重新認識父親的過程。

李立劭說，父親並不會主動談論過往牽涉白色恐怖的家族歷史，在資料之外，他藉由訪談家人、親友與父親生平年表來黏合與推測。例如，他發現自己出生的1968年，34歲的李哲洋人生正逢低潮。那一年，李哲洋申請到日本洗足園大學*音樂學部入學許可，打算重新叩關學院，重拾17歲被省立台北師範學校音樂師範科*退學後的體制教育。他辭去初中教職、賣房籌措經費，不料最終卻在申請出國許可時，遭到內政部回函「免議」拒絕。

日本洗足園大學*：2003年更名為洗足學園音樂大學。

台北師範學校音樂師範科*：現為台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

遭到挫敗後，長子李立劭出生；同一年12月，李哲洋與友人徐松榮等人在寒冬中進入苗栗南庄東河村向天湖，錄製賽夏族矮靈祭祭典歌謠，是首度有研究者獲准在矮靈祭現場錄音。

從這個生命節點，李立劭展開對父親人生脈絡的探索與追問：為何那時會在低潮中，上山去錄音？「在斷簡殘篇裡面找資料很好玩，會不斷發現有趣的連結，因為這個資料背後的脈絡，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與其說《獨奏者之舞》源起於拍一部關於父親的電影，不如說，它動念於一場為了保存史料的「家內考古」行動。「歷史與史料消失的壓力，比我想要講我父親的故事還要來得大，」李立劭說。

白色恐怖與戰爭串起的家族史

「我們的家族故事，跟大多數的台灣人一樣，得從戰爭開始講起。」《獨奏者之舞》中，李立劭以第一人稱旁白說起家族歷史。

李哲洋的父親、也是李立劭從未見過的祖父李漢湖，二戰時曾成為台籍日本兵，被派往海南島作戰；戰後進入鐵路局工作。1950年，他與同事籌組工人互助組織「明朗俱樂部」並起草章程，遭控匪諜逮捕，數月後於馬場町遭槍決。

當時年僅16歲的李哲洋與母親前往收屍。隔年，他遭就讀的省北師藉故以「品行不佳」為由強制退學，原本可能通往專業音樂教育的道路就此中斷。

此後他為了維生，進入台肥公司當製圖員、擔任音樂代課老師，後來考取初中音樂教師資格，教書成為一生主要職業。

政治迫害留下的影響，也進入日常生活。教學與業餘作畫、作曲之外，李哲洋還熱衷登山與學習野外求生技能，到西門町購買美軍遺留的汽化爐、帳篷、睡袋等裝備。他認為，如果有一天再度發生戰爭，至少能逃到山裡生存。戰爭與白色恐怖不只存在於家族檔案，也改變了一個人的生活與思考。

錄音帶裡，被音樂史遺落的人

1966年起，他與音樂學者史惟亮、劉五男等人進入原住民部落採集傳統歌謠，足跡遍及花蓮、新竹、苗栗的山地部落；隔年加入「民歌採集運動」初期團隊，一個月內走訪30多個村鎮，錄製千餘首原住民音樂。

民歌採集運動的背景，是1966年啟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當年國民黨政府為了回應中國共產黨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背後有黨國資金支持。

也因為如此，採集活動與成果頻頻見報，1967年暑假，報紙刊登史惟亮、許常惠兩位留學歐洲音樂學者的田野筆記，後續學術論述，也將民歌採集運動定型為兩人所帶領。

「但是前一年我父親就開始採集工作了，後來因為理念與史惟亮等人不合離開民歌採集隊，他留下的豐富成果，卻不被主流學術論述重視。」

「論述本身就是體制、威權互相鞏固的神話，」李立劭說。李哲洋在部落的音樂採集工作一直持續到54歲、過世前兩年才停止，其中關於竹苗賽夏族矮靈祭的聲音紀錄特別豐富。重現父親的田野錄音紀錄，不只是追念，也是對既有歷史論述提出疑問。李哲洋在音樂人類學上的貢獻為何不受重視？李立劭推測，除了因為他不具有體制內學術背景，也可能因為牽涉白色恐怖，而受到排擠。

幸好，聲音留了下來。《獨奏者之舞》中，已過世30多年的李哲洋幾乎無處不在。李立劭刻意保留父親每卷田野錄音開頭報出時間、地點的聲音，再透過剪接與實地回訪，讓半世紀前的錄音與今日部落交疊。

循著父親的錄音檔案，他前往花蓮玉里織羅部落。頭目陳青廉先帶著攝製團隊走進掛滿黑白照片的祖靈屋，向祖先稟報「李哲洋的後代來了」。後來，他們竟遇見當年曾讓李哲洋錄音的部落女歌者黃春玉。

錄音時，黃春玉只有20歲。半世紀後，她仍記得那位來錄音的李哲洋：「很帥、很高。」

「當時真的是毛骨悚然，怎麼那麼巧？好像真有召喚，要幫他們出聲，」李立劭說。重新播放、剪輯這些聲音檔案，也帶著重新檢視台灣音樂史的企圖。

全音音樂文摘一人編輯部的背影

「他是一個好爸爸，一點都不嚴厲，每天不知道在忙什麼，有求必應，脾氣很好。」

李立劭童年對父親最鮮明的記憶，是永和家中的一個背影。到了深夜，李哲洋總是背對全家伏案工作，有時撩起汗衫散熱，手中香菸煙霧繚繞；隔天一早，又趕往學校上班。

家人眼中「不知道在忙什麼」的父親，白天是國中音樂老師，1971年起，卻在家中經營起一間幾乎只有一人的《全音音樂文摘》編輯部。

《全音音樂文摘》每月出刊，李哲洋邀稿、寫稿、採訪、看版、送印，親力親為。他熟悉日文、英文、法文，編譯國外最新音樂資訊，也有意識地記錄台灣音樂家與本土音樂發展，甚至蒐集各種音樂家笑話。這份刊物一路出版至1990年李哲洋罹癌辭世才停刊。

好友、作曲家戴洪軒形容他「土、憨」，白天教音樂，有時兼上童軍課教繩結，課餘研究、編雜誌，「像條老水牛那樣賣力。」曾任他編輯助理的音樂學者范揚坤，則稱李哲洋是體制外的「野派」藝術家。

這個「野」，不只指向學院外的自學與工作，也貫穿他的生活。李哲洋喜歡游泳、登山，甚至自己動手造船。李立劭記得：「他是一個外向型的文字工作者，不是整天待在家裡面寫作，喜歡跑來跑去。」

直到父親過世30多年後，李立劭重新打開一箱箱檔案，才逐漸知道那個總是背對全家伏案的父親，究竟忙了些什麼。

一部拍紀錄者的紀錄片

李立劭國中時，曾跟著父親從台北騎機車去花蓮太魯閣：「早上8點出發，晚上8點到，我在機車後座睡覺，有時聽隨身聽，爸爸給我一個8厘米攝影機讓我亂拍。」

多年後，當年坐在機車後座、拿著攝影機亂拍的少年，也成了一名紀錄片導演。

《獨奏者之舞》因此可以說是一部「關於紀錄者的紀錄片」：父親以錄音、文字保存時代，兒子則在那些媒材逐漸老化之際，以另一部紀錄片重新組織它們。

這也是李立劭第一次不得不把自己放進作品。過去他的紀錄片多維持旁觀視角，少有作者旁白。即使2021年拍攝母親林絲緞的《獨舞者的樂章》，為了避免母子太熟而難以訪問，他仍請擔任企劃的妻子吳家惠出馬提問。

但剪接《獨奏者之舞》時，他發現自己藏不起來了。片中受訪者多是親戚、自小認識的長輩，或父親的同事友人；他們面對攝影機，往往直接朝鏡頭後的李立劭說：「你爸爸以前……」

「剪不掉啊，所以非得把自己放進去才行。」一向站在攝影機後面的紀錄者，第一次以「李哲洋的兒子」成為自己電影裡的人物。

原來父母都是「野派」

其實，李立劭家裡走在體制外的，不只是父親。母親林絲緞是早年高調在媒體前現身的人體模特兒與舞蹈工作者，以她為描繪主體的作品跨越攝影、繪畫與雕塑。

中年之後，她沒有走向成立專業舞團、持續累積編舞作品的典型舞蹈家道路，而是進入社區大學與社會團體，為家庭主婦、身心障礙者等舞蹈素人開設肢體課程，將創作能量轉向啟發式教育。

這種強調舞蹈社會性的實踐，在當時堪稱前衛，卻也不容易被主流藝術史收納。

2021年，李立劭先完成母親的紀錄片《獨舞者的樂章》。他笑稱，是好友、導演林泰州逼出來的：「他說，你再不拍你媽媽的紀錄片，就是不孝！」

拍完母親，再回頭整理父親，兩人的生命竟浮現某種相似：都在藝術文化領域工作，卻都沒有循著典型學院與藝術家的軌跡前進；他們留下最多的，不是可以署名、收藏的「作品」，而是教育、田野、編輯、紀錄。

紀錄片之外，李立劭也推動父母相關專書出版：《李哲洋談樂錄》集結父親歷年論述；《獨舞者的樂章》之後也出版同名口述傳記。

拍完兩部片、整理父母各自人生，李立劭只說：「太累了。」下一部片可能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二戰歷史，尋訪神風特攻隊與黑蝙蝠中隊。

從外面的歷史，回到自己家裡

不少紀錄片作者從家庭開始拍攝，李立劭卻在50歲之後，才陸續完成父母親的紀錄片。

此前20多年，他一直往外走：父親被白色恐怖斬斷學院道路，此後以自學、田野、編輯與寫作留下音樂紀錄；母親走出主流舞蹈體制，把身體實踐帶進社區與弱勢群體。兩人的工作都曾因難以被既有分類收納，而面臨淡出公共記憶的可能。

李立劭過去拍攝的，恰恰也是這樣的人：泰緬孤軍、二戰老兵、眷村、航空城，尋找那些被戰爭、國家與現代化推到邊緣的人，直到2019年打開父親的庫房，他才將鏡頭回頭對準家族故事。

北藝大庫房事件讓李立劭感嘆，私人史料一旦進入公共機構，也不代表就此獲得歷史位置，「這些材料能夠被看見，他（指父親李哲洋）的人才會被看見。」李立劭選擇與公共電視合作，除了題材嚴肅冷門、製作資金不易，更希望電影能長期留在公共播放管道，讓未來想理解台灣音樂史的人仍有機會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