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9日，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亮相，當時我的第一篇報導如此寫著：
百餘位記者和影評人應邀先睹為快，在整整一百五十八分鐘的映演時間裡，幾乎無人離席，散場後只見許多人點頭稱是，頗受感動。這部以二二八事件前後台灣林姓家族經歷為背景的電影，並未刻意突顯二二八事件的血腥場面，先藉知識份子的對話，批判陳儀獲國民政府重用，日後必生事端作伏筆，中間穿插不肖官吏非法屯積米糖以牟厚利的台灣光復初期現象。
文章這麼短，顯然是為了趕截稿時間。第二天補了篇特稿，有幾個重點：
一，「太長」可能是《悲情城市》最大的缺點………
這其實是句反話，挑不出什麼缺點的時候，只能在長度找題目。
現場論述之一：
《悲情城市》全長兩小時卅八分鐘，不但是今年金獅獎二十三部參賽作品中最長的一部，更是所有威尼斯參展電影中僅次於印度史詩電影「摩訶婆羅多」的第二長片。
現場論述之二：
導演謝晉看完《悲情城市》的第一個感想便是：「這麼長啊！大陸可要分上、下集來演呢！」英、美影評人中亦有不少人認為《悲情城市》太長了點，可能導致看片時的生理勞累，無心專注於劇情和藝術研究。
33年後重看了數位調光版的《悲情城市》，一點都不嫌長，所有的細節方方面面前後呼應照顧週到，真的是綿密史詩。
當年我寫下「攝影機經常擺著不動，由出鏡、入鏡的人物構成一則詳實的生活寫真，每一段畫面都有其意義，實難再動剪刀剪短」，如今還是相同感受。
二，語言與美學
《悲情城市》最大的特色在於出現大量的文字書寫，逕以黑底白字方式表現在銀幕上。
此一設計原是針對梁朝偉不會說閩南語，只能改變角色，讓他不用開口，而是透過書寫溝通。但在侯孝賢手中卻成為點明劇情意旨的嘗試，有時是心境，有時是述描，（陳耀圻的「晚春情事」曾有過類似嘗試，但不似侯孝賢使用之多）。
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台灣人與外省人之間的誤會，不少是肇因於語言上的溝通不良。侯孝賢除了在片中交雜運用了大量的閩南語、上海話、廣東話和國語，呈現當時人際間的混亂態勢外，更藉此文字畫面傳達當事人的心境與對事件的理解。
語言造成當下誤會，文字能夠在事後滌清誤會嗎？當時的思考及文字書寫反應著我的思緒與盲點。33年後如果能重寫，或許會改寫成:
這些字卡，緩和了情緒，交代了細節。有了當事人或者小說家、編劇家、電影家的文字記錄，在混亂時代起了定風珠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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