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犯》從日本小說改編為台劇——如何在類型裡，找到與當代社會的連結？

文字：田育志

日本作家宮部美幸以泡沫經濟後的日本樣貌為背景，創作出的小說《模仿犯》，自1995年11月開始連載，經編輯修改成書冊後，2001年發行上、下兩冊單行本，台灣則是在2004年發行中譯版本。經過20餘年，改編自這部經典作品的台劇《模仿犯》，在3月31日上架Netflix。這部作品從企劃發想、劇本改編、拍攝後製，歷經近4年時間，本文將透過製作、導演與編劇三方的分享，一窺鏡頭之外的幕後故事。

「在製作完《誰是被害者》之後，一直在思考還能在刑偵劇做什麼樣的累積。」這次在《模仿犯》擔任執行製作的陳凌立說道，瀚草文創想在這類型上持續有所創新，恰巧導演陳國富向製作人曾瀚賢提及《模仿犯》這部作品，故事中因社會形態改變所引發的犯罪事件，也是台灣社會曾有過的經歷，於是決定將這部小說影視化，改編成台劇。

開始這個改編企劃，是2019年之時，導演張榮吉剛完成《下半場》這部作品，曾瀚賢就找上門來討論。宮部美幸筆下對人性刻畫的細膩，加上事先知曉要影視化，張榮吉每每在閱讀小說《模仿犯》時，畫面在腦海中一一浮現，即使改編經典作品仍然是股不小壓力，但他還是十分興奮；共同擔任執導的張亨如也有類似感受，「雖然書中有那麼多角色，宮部老師在描寫不同人性的灰暗與幽微處，都非常立體。」

而編劇之一的王加安則回憶道，除了小說本身引人入勝之外，台劇《模仿犯》的故事背景設定在九〇年代的台灣，做事前功課時，發現當時社會對娛樂的看法、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訊息接收方式等，都和現代大相逕庭，深深吸引著王加安的目光。另一方面，關於人為什麼會犯罪？犯罪心理是什麼？也是改編過程中讓她忍不住愈挖愈深的地方。

「都說拍電影會有電影之神在無形之中領導，《模仿犯》從劇本開發到拍攝，也有類似情況，這都是因為宮部美幸老師提供了豐沛的角色情緒和文本。」張榮吉堅定地說，在工作過程中，如果卡關或走偏，腦海中就會不自覺浮現小說中的文句——「真相不論被丟到多遠，它都會自己找到路回家」，提醒大家要回頭思考原先故事想傳達的內容，所以對於《模仿犯》的改編與拍攝，他始終滿懷信心。

原定的故事發生在未來？

只是王加安口中所說的九〇年代故事背景，並不是最初的設定。在劇本開發的前兩年，團隊將劇情設定在近未來的2023年，反覆開會討論、交流、修改出大致劇本，但在2020年底，製作人曾瀚賢決定一切打掉重練。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是12月14日，瀚賢說要捨棄先前的版本，全部重新再來，詢問我願不願意加入團隊？」一直以來都是宮部美幸書迷的馬克明，就這麼接下編劇統籌的任務，由於先前不是主要參與的編劇，反而讓她能以較客觀的視角回頭盤點改編過程的卡關與盲點。

再次梳理後，馬克明提出自己的觀察，在近未來的設定下，眾聲喧嘩的現代對故事中想討論的「善惡」看法並不一致，每個人對於犯人運用科技犯案的想像也不同，「因為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導致大家都隱隱覺得原先的故事少了點什麼，後來才決定把時空背景修改成九〇年代。」

馬克明認為，這樣的調整與其說是種靈光閃現，更近似水到渠成，身處現在這個時間點，對於九〇年代已能有較清楚的輪廓和定論，台灣在那時也有彭婉如、劉邦友與尹清楓的「三大命案」，加上第四台興起，新聞與娛樂藝文之間的界線模糊，引發社會上人心惶惶的情境，以及對善惡的討論，都與小說撰寫的時代背景及氛圍有所扣連。

張榮吉則是補充道，另個關鍵在於「辦案的侷限性」，在到處都有監視器的2023年，已有許多「科技執法」能協助；但《模仿犯》情節裡，兇手可以隱身幕後許久，正是因為當時檢警辦案的方式有所侷限，為了接近真相，得抽絲剝繭檢視人與人之間的層層關係，才能讓故事影視化成影集後，在每一集都有勾人之處。

「劇本當然有許多可能性，但找定能讓觀眾辨認出來的世界觀，可以確保大家看到的世界是同一個。」馬克明直言取對世界觀是改編劇本的首重，對影集《模仿犯》來說，確立九〇年代的世界觀，後續才能以此為基底進行改編。

挑戰與跨越

將故事背景設定在九〇年代後，作為編劇的馬克明跟王加安都表示，心靈上的壓力是下一個改編階段的挑戰。馬克明說道，打開編劇夥伴在電腦上的搜尋紀錄，乍看之下，會以為是個殺人魔下的關鍵字，但這是做為改編《模仿犯》的必須，這部以數個犯罪案件貫串起劇情的作品，不只是犯罪手法，還有犯罪者的心理等課題，都是編劇需要搜集與閱讀觀看的資料。

「要把田調內容吸收轉化成劇本裡的文字，覺得每天都像反覆被碾壓著。」王加安說起那段日子不緊要接觸許多殺人犯的故事、了解與屍體有關的知識，又是在疫情期間撰寫劇本，心理上感受到巨大的壓力與漫長的孤獨感，幸好有劇組團隊一起努力，才能順利完成這份工作。

而由於經歷一次的砍掉重練，進入拍攝期之後，時間有所壓縮，張榮吉與張亨如分成A、B兩組同時開拍，王加安也跟著進組，準備隨時調整劇本。「《模仿犯》的故事有太多邏輯需要釐清，一但無法連貫，就會產生bug，加上演員們在表演時會提供回饋，必要的話就得修改劇本。」張榮吉說道，能有一位編劇在現場，幫上很大的忙，兩組導演在拍攝時各自碰到的狀況會第一時間反應給王加安，讓她在劇本上做統整，也才能讓自己跟張亨如的拍攝內容能順利銜接上。

類型與資源

至於製作方的角度，為了盡可能呈現九〇年代的樣貌，在美術、道具、場景上，下了相當大的工夫。「劇中的電視台、專案小組、地檢署、犯案的地下室，都是從無到有搭建出來，自然也反映在成本上。」陳凌立苦笑著說，要找到合適該年代場景已經相當困難，又是在疫情期間開拍，許多主場景都是採取空屋搭景。

「拍類型片一定是比較花錢的，但是當預算規模沒有到達一定程度的話，很容易做成半調子，反而扼殺作品的呈現。」張榮吉與張亨如不約而同地回應。《模仿犯》在Netflix的挹注下，除了能有較充裕的資金進行拍攝，配合Netflix強調劇種類型得相當明確的要求，進入剪接階段後，劇組也為此補拍幾場戲，加強犯罪元素，也因此邀請艾美獎得主尼爾貝爾（Neal Baer）擔任編輯顧問，以及在忠孝復興站與中山站製作大型廣告版位與裝置等，都讓這部作品更面面俱到。

經過近四年的籌備、開發與拍攝製作，《模仿犯》終於要與觀眾見面，這也是繼《誰是被害者》後，瀚草文創與Netflix再次合作的影集。「刑偵、犯罪類型的劇種，固然在事件跟形式上有一定的表現方式，但瀚草文創一直在做的，是希望能在這樣的故事與角色裡，找到跟當代有共鳴的點，讓觀眾有代入感。」回望《模仿犯》走過的歷程，陳凌立從製作方的角度，給出這樣的說明。

曾瀚賢則在最後補充道，不論是改編、拍攝或是製作等方方面面，《模仿犯》背後有許多努力是觀眾看不到的，但仍然有人願意繼續投入。「希望我們這次在場景陳設、後製特效等製作的投入，能多打開一點台灣市場對審美的想像，讓大家知道說，台灣影視產業是值得這樣做的，這樣這段時間的辛苦，也算是有留下些許影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