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哥正在看著你。」在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描繪的世界中，這句標語在大洋國隨處可見，提醒居民們，他們正處於無所不在的監視下。
近年隨著科技進步，中國政府在全國各地建立了各式各樣的監控系統，例如遍布各個角落的攝影機、人臉辨識、網路監控等，在維持社會秩序的表象底下，是對異議分子更嚴格、更強力的威嚇。例如，2022年底的「白紙運動」中，儘管抗議者小心翼翼地以口罩、護目鏡擋住臉部，避免暴露身分，許多抗議者仍在事後接到警察的警告訊息，甚至直接找上家門。
不過，除了打造科技監控系統，近日不少媒體、學者都指出，中國政府對於社會的監視，更仰賴深入民間的「社區工作者隊伍」。這種由有償、無償的人員組成的基層組織，緊密嵌入民眾的日常，讓政府多了上千萬雙眼睛，盯緊全國的各個角落。
「社區工作者」正在看著你
根據《美國之音》採訪，一名居住在江蘇省的女子李靜（化名）描述，自從2023年初以來，她已十度被「社區工作者」登門拜訪。
李靜回憶，她第一次遇到的社區工作者，是兩名看似大學剛畢業的女孩，拿著表格詢問她家裡有幾個人、職業是什麼、常住或不常住的家人有哪些。她先是提到，自己有個兒子在美國留學，並就此定居；隨後幾次來訪，社區工作者一一追問她兒子就讀的學校、工作、家庭等。
事後回想，李靜有些後悔自己告訴他們，兒子最近剛與一位移民至美國的台灣人結婚，「對方聽說這點後，互相對視了一眼，然後又拿筆記錄了很多。我後來和我兒子說，我兒子怪我不應該把他的工作和婚姻情況說得那麼詳細。」
之後，這些社區工作者便經常到訪，詢問她現在家中有多少人居住，並看似不經意地提起她的兒子。李靜猜測，在美國工作的兒子加上來自台灣的媳婦，讓她成了社區工作者的重點關注對象，
「同一城市的其他朋友的社區工作者上門都沒有這麼頻繁的。我家裡老是上門，如果哪天我們不在家，還會貼紙條要求我們給他們回電話，預約時間再次上門。」
當執法者成為「家裡人」
畫面一轉，讓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看現代中國社區的管理者。去年，北京市通州區抖音官方帳號的一支影片，以「從『局外人』變成『家裡人』」為題，講述一名社區民警的工作內容。
影片中，張家灣派出所的民警李俊峰說明，自己的任務是「主動排查、消除隱患」。除了基本的維護秩序，他的工作還包括協助居民調解糾紛、帶著受傷的住戶就醫、設法幫忙忘記帶鑰匙的阿姨進入家中等等瑣事。
為了妥善管理，李俊峰會主動找正在公園運動、下棋的居民，組織一支「志願者服務團隊」，培訓他們投入維護秩序、巡防工作，共同參與社區基層治理。根據北京市公安局發布的一則文章，稱讚李俊峰的行動成效顯著，「社區可防性案件同比下降了70%，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大幅提升。」
此外，李俊峰工作的派出所中，有一面牆上貼滿表格，將住戶的姓名、電話等資訊依照他們居住的樓層一一列出。李俊峰指出，由於轄區的出租公寓人口流動頻繁，他設計了一套「四色區分法」，將可以放心的住戶標上綠色，需要關注、嚴管和禁止者，則分別標上黃色、橘色和紅色。他表示，自己「通過創新機制和基礎工作破解困難」，這種作法也受到當局大力表揚。
更可見、更深入日常的治理
對於這種深入人民生活的管理方式，《紐約時報》指出：
「這就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想要的那種基層治理：更具可見性，更具侵入性，時刻警惕真實存在的或感覺到的威脅。」
事實上，早在10多年前，中國就出現多個由群眾組成的舉報組織，包括曾檢舉房祖名、柯震東、宋東野、李雲迪等知名藝人的「朝陽群眾」，或是曾被習近平公開盛讚的「西城大媽」。這些組織的成員包括黨員巡邏隊、專職巡邏隊，或是任何熱心維護治安的街坊百姓。
2021年，北京還發布《北京市培育發展社區社會組織專項行動實施方案》，表示要打造更多這種「基層社會治理的亮麗名片」。方案聲稱到了2023年，北京將逐步實現「城市社區平均擁有不少於15個社區社會組織，農村社區平均擁有不少於8個社區社會組織，且每個社區培育不少於2個『品牌』社區社會組織」。
疫情底下進擊的網格員
此外，近年因新冠疫情，受到中國政府大力發揚的「網格員」，也是中國加劇基層管理的一環。各地政府會依當地人口、地段、管理難易度等因素，將人民劃分為多個小「網格」，並由網格員負責管轄。
在疫情期間，網格員負責宣傳防疫政策、為民眾實施核酸檢測、配送物資等。而在2022年，中國民政部發表了一篇名為「社區網格員疫情防控顯身手」的文章，表揚網格員對防疫的貢獻與重要性。
不過，網格員並未隨著疫情落幕而離開。去年底，有媒體報導中國政府以「維穩」為由，在經濟低迷的狀況下，仍對外招募大批網格員。隨後更出現「微網格員」、「社區工作者」等性質與網格員類似的職位，負責到家家戶戶宣導政令、調解居民的疑難雜症，並時時收集民眾的資訊。
老毛的「楓橋經驗」：麻煩請就地解決
種種從基層管理人民的手段，都被視為習近平大力提倡的「楓橋經驗」的延伸。
楓橋經驗起源自1960年代的中國。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正推動「四清運動」，由農村開始廣泛實施社會主義教育，打擊反對勢力。根據官方說法，位於浙江省楓橋區的工作小組，組織群眾展開「說理鬥爭」，最後以不打人、不罵人的方式，將當局欲逮捕的多數對象「就地改造成新人」。
毛澤東聽聞後，十分肯定這種作法，表示：「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隨後此案例被記錄於官方文件，並受毛澤東大力推廣，要求各地效仿「楓橋經驗」，發展這種動員群眾解決基層社會矛盾，避免高層法律機構介入的機制。
換句話說，楓橋經驗就是維護社區治安從離你最近的鄰居、同學、哥哥、爸爸做起，讓民眾管民眾，而不是只能由公家機關出動，由上而下顧好每個人。
習近平：我要楓橋經驗Pro
而在2003年，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又重新提起這個楓橋經驗，並大力地推廣。隨著他成為最高領導人，楓橋經驗更是受到大家重視，官方媒體上，也經常能看到讚揚或強調楓橋經驗重要性的文章。例如在疫情爆發初期，中共官媒就曾發布文章，指出當時中國能有效阻擋疫情，就是堅持實施楓橋經驗的成果。
習近平認為，現代應引入「新時代楓橋經驗」，除了原本基層治理的核心理念，還需納入新興科技，將傳統模式現代化，將線上的網路世界及線下的現實空間處理好，並讓楓橋經驗超越地方個案，「從『一地之計』上升到『一國之策』，從『平安浙江』昇華為『平安中國』。」
以動員基層取代民主選舉
經常報導亞太政治社會議題的雜誌《外交家》（The Diplomat）分析，由於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對於集權統治的中央政府是一大挑戰。
在民主國家中，由於各地政府由群眾投票選出，促使地方領導者須正視選民權益。中國則依賴自上而下的監督系統，規範地方官員的行動，不過，位於中央的領導者仍然很難完全得知各地的狀況。
雖然中國政府嘗試設立「國家信訪局」，直接蒐集民眾對地方政府的意見；然而，信訪局卻經常為人詬病，人民的聲音容易遭地方機關攔截、打壓，難以發揮應有作用。
為了解決地方治理的困境，自改革開放後，中國有些農村地區開始出現地方選舉，實踐村民自治。不過《外交家》指出，在習近平的領導下，這種趨勢明顯轉變，「習近平將權力集中於中央，使地方民主無法擴展，因為這可能滋養潛在的政治對手。」
取而代之的是，習近平希望推動楓橋經驗的模式，無論是政府派駐的網格員，或是基層自主參與的朝陽群眾，以更深入基層、更零距離的方式，化解發生在各個角落的疑難雜症。
更深入，也更辛苦
然而，這張中國積極打造社會大網，在加強政府管理力道的同時，也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據《自由亞洲電台》去年年底的報導，2023年中國各地基層政府以「維穩」為由，在整體經濟狀況不佳的狀況下，仍不停招募編制外的警務人員、網格員，估計全國財政供養的人員超過8千萬人，全年薪資突破8兆人民幣（約新台幣35兆），約占稅收的40%。
而政府賦予網格員、社區工作者們，包山包海的「維穩工作」內容，也讓一些人員上網抱怨工作量難以負荷。
一名在山東省青島市工作的社區工作者韓越（化名）在《美國之音》的訪談中提到，他的工作內容「非常瑣碎」、「一會兒要幹這個，一會兒要幹那個」。包括挨家挨戶拜訪居民、了解各戶狀況、協助宣導政令，以及掃地、撿垃圾、清水管，「還有處理居民之間各種雞零狗碎的事情，居民吵架，也要去調解。」
此外，《外交家》也點出，這種根植於基層自治的模式，可能導致糾紛處理過程缺乏準則，僅依靠社區工作者的主觀判斷。「賦予調解者超越法律的權力，可能導致某些不遵循規範者濫用，有損公平。尤其是在涉及利益或個人恩怨的糾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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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Xi Jinping’s Recipe for Total Control: An Army of Eyes and EarsXi Jinping’s Quest for Self-governance Without Democracy中共監視系統的利器：從“維穩信息員”到“社區工作者”‘The Sentinel State’: China’s Pervasive Surveillance Apparatus“無所不在，令人窒息”《監控國家》作者：新冠疫情讓中共把對人民的監控推向極致Fengqiao Experience堅持好、發展好新時代“楓橋經驗”中國經濟連年下行基層網格員仍在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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