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一度的歐洲議會大選在近期落幕，今（2024）年第一次放寬投票年齡，從 18 歲下修到 16 歲，選民一下子增加不少。
選前，我和德國同學在宿舍裡研究選舉公報，聽她分析各個政黨的政見、優劣勢，投票前她信誓旦旦地告訴我，德國極右派政黨只是動作和口號比較高調，但不可能拿下太多席次。
幾天後，選舉結果卻讓人出乎意料──中間派政黨雖然保住多數席次，但偏左的綠黨聯盟席次銳減，德、法兩國主要執政黨更是在選舉中慘遭空前挫敗，極右派勢力如德國的另類選擇黨（AfD）則大有斬獲。
堅信「不會走回納粹老路」的德國人
數年前的歐債危機，前總理梅克爾讓德國大額資助希臘等國，為主張「反歐盟、反歐元」的另類選擇黨奠定了基礎；阿拉伯之春後，梅克爾敞開國門，收留近百萬名北非和中東難民，德國人與阿拉伯人間本就有著巨大的文化差異，加上數起移民犯罪，致使社會排外聲浪四起。
後來，烏俄戰爭爆發，大量烏克蘭難民湧入德國，人口突如其來爆增，使德國的行政、交通部門一時幾乎癱瘓，也對社福體制造成極大負擔；近年來，德國政府因應歐盟的環保和農業政策，減少對農民的燃料補貼，這也讓東德的農村民怨高漲，民眾抗議綠色轉型成本過高。
上述種種因素相加，德國另類選擇黨趁勢壯大，在選舉中漸漸深耕國會，成為東德的重要政黨之一。
2023 年年底，德國媒體披露，另類選擇黨議員和奧地利極右翼份子在柏林舉行秘密會議，討論「重置移民」，意即打算驅逐德國境內所有「非德國背景」的移民。這則報導讓許多德國人聯想到過去納粹對猶太人的滅絕計畫，因此各大城市在 2024 年 1 月初爆發大規模的「反另類選擇黨遊行」，全國超過百萬人抗議，連學校老師都鼓勵我們週末上街，如果週間有遊行，也應該「翹課」參加。
當時我和德國同學一起舉著標語布條上街，在市政廳前的廣場上喊著：「終止極右派！」我原以為只有年輕人和外國人會出門抗議，沒想到德國人不分男女老少都願意上街，還有家長帶著小小孩一起遊行。當時德國同學篤定地告訴我：「你看，極右翼在德國不可能成氣候的，因為我們很敏感，不會走回納粹老路。」
重視環保、人權議題的歐洲「左派青年」
我在德國住了 3 年多，不論是在有機農場打工換宿、實習，還是在學校上課，身邊總少不了重視環境保護、積極對抗氣候變遷的歐洲青年。這些青年大多支持綠黨，有些人甚至嚮往建立資源完全共享的烏托邦社區，這類朋友總被稱為「左派青年」。
左派青年對減碳有自己的執著，像是我們系上一位德國女生，在百人競爭中脫穎而出，獲選參加去非洲馬拉威的校外教學，卻因堅持自己「節能減碳不搭飛機」的原則，選擇將期待已久的機會拱手讓人。
由於我讀的是一所農業大學，因此重視環境保護的同學佔大多數，校內也有很多倡導永續議題的社團，社員們會一起參觀市區的二手衣店、小型有機超市，以及開發永續飲食菜單。學生代表也會在校務會議上提出如何讓校園變得更「永續」，像是學餐每天都要提供至少各一項全素、蛋奶素菜單，咖啡機也必須提供燕麥奶等等。
就我觀察，歐洲不少左派青年對「吃素」有自己的一套見解。我有一位法國朋友不吃肉和蛋奶製品，但起司是例外；我曾問她為什麼其他奶製品都不吃，唯獨容許起司？她告訴我，身為法國人，她可以抗拒法式可頌的奶油香氣、改吃人造奶油做的可頌，但無法抵擋起司的誘惑。這套見解對我來說相當有趣。
德國的 Last Generation（暫譯為「最後世代」）是個環境保護和氣候變遷倡議組織，由各地大學生串連組成，以較為激進的倡議手段著稱，經常在各大城市發起遊行，甚至曾在國定假日臥軌、佔領機場跑道，希望喚起政府對環保交通的重視。但由於手段過於激進，有些成員曾面臨法律制裁。
今年年初開始，德國各邦地方大眾運輸駕駛因為不滿薪水過低、工時過長，工會頻頻發起罷工，民眾不得已只好開車上下班，造成許多地方大塞車，碳排量也節節上升。
有鑑於此，「最後世代」的成員們向大眾運輸駕駛工會聯繫，討論該如何改善司機們的勞動條件，但同時提供更多大眾運輸工具給民眾使用。雖然我個人對這項倡議的可行性抱持觀望態度，也無法忽視這兩個組織確實造成德國大眾交通運輸陷入癱瘓，但身為「最後世代」成員之一的同事告訴我，她相信自己做的是「正確的事」。
大選結果令人意外──與同溫層有關
回到五年一度的歐洲議會選舉結果，由於左派席次大幅減少、右派大有斬獲，我身邊的歐洲左派青年們大失所望，直呼「不敢相信選舉結果」。
在德國，我身邊朋友幾乎都是左派，學校教授、職員也大多是支持環境保護和社會福利的偏左人士，因此我原本也認為，歐洲議會將維持中間偏左的政黨結構。直到選舉過後，我反思了許久，猛然意識到自己身在農業大學，同儕異質性偏低，不知不覺活在左派環保青年組成的「同溫層」裡，忽略了德國仍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包括經濟衰退、移民犯罪和勞動力老化等等。
此外，我所讀的大學位於德國西部的汽車工業大城，身邊同學也大多來自前西德地區，經濟水準普遍較右派盛行的前東德地區為佳，年輕人自然有更多時間和精力投入環保運動。德國東部和西部雖然在 20 世紀末達成統一，但經過了 30 多年，前東德地區的人均薪資、工作機會和整體社會資源仍遠遠落後於前西德地區，前者的人口結構也以老年和農村人口佔多數，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現實。
歐洲議會選舉過後，我和當初一起上街抗議右派崛起的德國朋友吃飯，她說自己國家有許多人對結果感到失望，她也不能理解當初明明那麼多人上街抗議，為什麼極右派還能表現得如此亮眼？我告訴她，也許我們正活在自己的同溫層裡；而且，即使是反對極右派的民眾，仍可能因各種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因素，最終選擇不投給左派政黨。
最後，我也自問，假如我是前東德地區的居民，面對長期人口外流、失業率居高不下和經濟衰退，是否會怪政府把太多資源用於收容難民，或把精力都用在環保政策，而壓縮了基本民生需求和經濟發展，因而傾向投給更右派、保守的政府呢？要給出一個非左即右的答案，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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