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影集《我們與惡的距離》、《茶金》，到今（2023）年的《人選之人—造浪者》及電影《疫起》，林君陽可以說是這一代最懂得「拍」故事的導演之一。他曾懷疑，人生單薄的自己是否有足夠的內容可以述說，如今隨著一次次的田調與拍攝，他的根已扎下，也準備好去述說不一樣的故事。

文字：蘇曉凡

林君陽不太主動發話，但總在觀察。採訪前先拍攝，由於有多個畫面設定，拍攝時間拉得長，他就靜靜地坐在那等待，直到一場打光燈移到他前面，他才開口對攝影助理溫溫地說：「燈應該再高一點。」

除了導演身分，林君陽也是攝影師，且是先以攝影專業獲金鐘獎肯定：於2012年以公視人生劇展《結婚不結婚》入圍第47屆金鐘獎攝影獎。

那時我還沒有想說的話

比起許多導演年輕時懷有導演夢，林君陽的經歷似乎略顯意外。當年考取北藝大電影所，他說是為了「給家人交代」，「我大學玩了四年，畢業時很困惑，我要當兵，接著進職場，但我都不知道我學到什麼，要去哪裡。加上那年是SARS，沒有畢業典禮的一個儀式感，也讓我覺得很空。」他選擇技術性延畢，報了補習班，立志把英文學好。

結果，電影《五月之戀》劇組來找實習生，林君陽去了，一去半年，補習班都沒上。

「我們非常前期就進到劇組，跟在導演旁邊，導演跟我們聊劇本、分鏡，一直到拍攝最後。那是一個滿神奇的過程，當年沒有這麼多電影劇組可以跟，那是一部商業片，所以有機會在裡面看到片場的樣子，大型機具、攝影機怎麼操作，這些都滿開眼界。」跟完後，學期也快結束，「我總得告訴家人我到底在幹嘛、得到什麼啟發，那就至少考個研究所，沒考上也有交代。」

進到研究所，老師問說想當導演，那你對這個世界有什麼想說的？「一開始，我對於當導演是心虛的。總覺得導演要對人生有很多想法，但我不是什麼從小困苦，人生也沒有太多坎坷，每個人的生命經驗都可能比我多，我真的不知道我想跟世界說什麼。」沒有大澈大悟，只能先往青春裡挖。林君陽的畢業製作《木頭人》，講述一位處在升學壓力下的高三學生對未來感到迷惘。

畢業後，陸續有朋友變成導演，邀請林君陽擔任攝影，拍著拍著，他發現這是一個不錯的位置，「當你還沒有很多想法，想跟世界對話時，作為一位攝影師，作一位觀察者，除了磨練對光影的理解與掌握，同時也是在累積生命經驗。像我可能是偏嚴肅的人，但我可以藉由攝影師身分，拍到很搞笑的片子，很多生命經驗是在這樣的穿梭被打開的。」

剛好的時間點

在影視產業的十餘年，林君陽做掌舵的導演，也當捕捉觀察的攝影師，盡心完成每一次機會。但直到知名製作人林昱伶拿著《我們與惡的距離》劇本找上門，他說，那是一種「拿到對的故事」的感覺，「我有一些話可以說了，對這個故事的某些東西也產生足夠共鳴。」

在此之前，林君陽曾擔任紀錄片《進擊之路》的攝影師，跟著人權律師邱顯智進到看守所，邱顯智坐在會客室，談起一位死刑犯，就坐在他眼前的那個位置，中午還一起談笑風生，下午就被槍決。林君陽回憶當時，「你看著真實的人，真實的位置，遠遠透過窗戶看到受刑人，會有些感受，轉過身後就想要多理解這些事。」

他接著說：「真正觸到我的，是這些真實的東西，跟世界有所連結的東西。」關於創作，似乎是從那時候開始，有了它要持續生長的某個方向。

《疫起》是林君陽隔了八年之久的第二部個人獨立執導電影，訪問時，我用了「回來」一詞，他不同意：「其實不能說是回來。」

回望第一部大螢幕作品，與導演高炳權共同執導的《愛情麵包魂》（2012），他坦白說，創作感受已全然不同。「我不能說沒把它當成電影，但那時自己也相對年輕，被學校賦予期待，成為一批貼近觀眾的導演，說觀眾看得懂的故事。那是後《海角七號》時期，市場願意投資新導演，就這樣撞上。」三年後，首部個人執導長片《愛情算不算》於2015年上映，對林君陽來說則是個意外，前期策劃都以小螢幕邏輯，後來在影展迴響不錯，順勢被推著上映，「不是說拍不好，但我覺得心虛。」

不是「回來」，那是什麼？他思考一陣，「這十年當中，不管是作為導演，還是攝影師，也去拍過戰爭、沙漠之後，這些經驗好像在最合適的時候，讓我們可以再用大螢幕說故事，我突然覺得手腳放得很開。」他舉例《疫起》裡其中一幕，幽幽一道黑暗長廊，連結未知、令人畏懼的另一端，螢幕全黑，看不透什麼，只有呼吸聲與緩慢腳步，「我們想讓觀眾去想像恐懼這件事。」

每個細節都有意義

他以「舒服」形容拍攝《疫起》的過程，是一種允許過分認真的盡興。「劇集時間拉得很長，有時候會力有未逮，真的沒辦法時，我必須放手讓其他夥伴掌握，有時會有意外，好的跟不好的都有。」相較之下，《疫起》前期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密集地討論每個小小細節。

「我覺得每一個細節，都有它的意義。」林君陽在意細節，他很感激團隊夥伴也都是如此，「（美術）美青姐每次來找我開會都是一疊A3，擺滿桌子，她已經在思考要重現2003年，我們需要多少細節。」那包括桌椅的形式、顏色。

如同引起巨大討論的《人選之人—造浪者》（以下簡稱《人選之人》

在製作前期，林君陽逢人就聊世界觀，「我們必須去定義那個2020年代的台灣。」在那個平行時空裡，現實吵得兇的統獨、轉型正義及族群融合都已經有了解方，但2000年初的政黨輪替，幾個大黨因貪腐而潰不成軍，民和黨、公正黨是由各個小黨逐步整合而起的兩大黨，「現在故事裡的兩黨政治人物，當然有現實的影子，但角色其實是回推20年前的平行時空而來的。」

「如此推演過後，我們才可以接著想細節。」像是民和黨、公正黨的黨徽、政黨顏色，雖然一樣是藍綠，卻是對應於背景脈絡而聚焦台灣本土的價值訴求，分別代表台灣海上的朝陽、山上的晨曦。

那些細節就像是種子。擁有一對兒女的他搬出養小孩的花園論，「養小孩就像經營花園，看你要用什麼方式，規劃得明確，種玫瑰就只留玫瑰，剪掉雜草，是一種方式。但我比較傾向，讓種子自然地長下去，過程中你試圖給它需要的東西。那當然要先決定種子，但接下來就是一邊觀察，一邊修正。」

結論是，創作沒有明確目的，有時候也沒有非得傳達給觀眾的訊息。

我的根已經扎下

採訪前一日，有記者問他《人選之人》想說的是什麼？「我被問到啞口無言，我也還在想這件事。」

《人選之人》是幕僚職人劇，卻是難得以女性視角去描繪的職場故事。林君陽作為直男，坦言，女性議題不是自己的初衷，但藉由編劇、田調，他一步步理解，「過程中，你看到真實案例，開始會在意這些事，被這些議題所吸引而靠近，你去處理它，開始跟它對話，然後再越來越靠近它。」

與其一直拎著「該說些什麼」，林君陽更在意人物。「在做戲的過程，我比較在意每一個人物的動機，以及他在故事裡的合理性。我把角色當作真人，而當我靠近這樣子的人，我會好奇他的生命經驗，這像是我作為人類學家田野調查這個對象。這相對不宏觀，但到了某個時間點，訊息夠了，我才有機會宏觀。」

林君陽生活在大家庭裡，從小便習慣觀察長輩們臉色，從旁理解彼此間的關係，培養了敏感且深刻的同理心。小時候的他看書不快，為的也是同理，因為要進到角色裡頭感受，「我拍戲也是用同理心吧。」

近年，林君陽的作品緊貼寫實，不是職人就是扣緊時代的主題，但創作心態一直在前進，「還是想要拍出再不一樣一點的作品。」而那個「不一樣」有其方向，「其實（之後的創作）也不一定要承載這麼多議題，或要跟社會連結，但也不能想要幹什麼就幹什麼，我已經長出某些根了，往某個方向延伸，如果一下子拍很灑狗血的東西，那也是一種拉扯。」

另一方面，生活經驗也在持續累積，創作與生活的相互感應，總會有新的故事：「我有個願望是，因為小朋友在長大，希望在兩三年內，可以有機會拍一部他們可以看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