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 Mion
驚駭社會的詐保疑雲、滅門血案、未成年犯罪、軍中刑求，電視劇《台灣犯罪故事》中的四個故事皆改編真實案件，並引入好萊塢的製作模式，由《CSI犯罪現場：紐約》的編劇特雷卡拉韋（Trey Callaway）擔任編劇顧問。這一次不只想說好故事，更要說出能打動各國觀眾的台灣故事。
由台灣犢影制作、香港陸匠製作、美國 Imagine Entertainment 共同製作的《台灣犯罪故事》，於1月上架 OTT 平台 Disney+。影集中的四個單元，皆改編自曾在台灣發生的真實事件：
〈出軌〉以一場火車出軌案挖掘親情與愛情的謎團；〈生死困局〉描寫一位記者試圖抽絲剝繭冷血殺手的犯案過程，尋找滅門血案的真相；〈惡有引力〉剖析一樁未成年殺人案背後三個家庭的悲劇；〈黑潮之下〉以軍營中的命案為開端，探索軍中的霸凌與冤案。
以好萊塢模式打造台劇
要談《台灣犯罪故事》創作的開端，要從 2018 年說起，那時擔任福斯傳媒高級副總裁的嚴嘉念，剛與劉德華完成香港電視劇《東方華爾街》，不斷在亞洲挖掘好故事的她察覺，台灣影視圈有股新的浪潮正在醞釀。
同年，嚴嘉念在台灣打造「福斯原創坊」（Fox Creative Lab），帶著五位台灣的新導演及編劇去美國培訓，其中包含了徐瑞良的劇本《第四名被害者》——最終改名為《誰是被害者》於 Netflix 上架。
體認如此的手法有著不錯的效果，她便與曾擔任《菜鳥新移民》製作人的林秉聿討論以同樣創作坊的方式打造另一個犯罪影集，「那時我們討論先找 talents——有才能的編劇與導演，那犯罪故事的話就做四個，每個故事三集。」嚴嘉念指出，犯罪題材在華人影集較為新穎，挑戰性也較高，拆成四個短篇較容易處理。兩人各找了兩位導演與兩位編劇，總共八位 talents 以 writers' room（將編劇匯集於同一空間的創作模式）展開劇本開發。
接著2020年，迪士尼收購福斯，林秉聿將這個計畫帶出迪士尼，以犢影制作創辦人的身份繼續開發，而離開福斯的嚴嘉念也改以陸匠製作共同創辦人暨首席內容長加入，並拉了美國的製作公司 Imagine Entertainment 參與，邀請特雷卡拉韋擔任編劇顧問。
「其實在那之前我們已經工作了一段時間，也申請文化部補助，所以有幾個單元是三集的故事題綱，甚至第一集劇本都寫出來了。Imagine 進來後，我們就是再回到故事本身重新討論。」林秉聿說，每一次與特雷卡拉韋開劇本會議，都必須將大綱翻譯成英文，再將他的意見翻譯回中文與編導們討論，從故事、分集到分場，每一步都扎扎實實地與創作者有所激盪及火花。
如此的討論，對〈出軌〉的導演蕭力修來說彷彿是回到了大學上課的時期，「跟我以前做編劇比較像的是要先找出一個假設性的題目，故事裡的人物是不是符合這個題目再往下走創作，然後再回頭重新檢視。一遍遍不斷地改寫，那個過程你是需要耐心去完成的。」
特雷卡拉韋提出的假設性問題是：〈出軌〉這個故事要講的是不是忠誠？討論到最後蕭力修認為，〈出軌〉的核心命題是主觀真相與客觀真相的辯證，並回到主角身上探討，他追求的正義是主觀還是客觀。
「我發現老美比較不會卡在一個『這是不是現實世界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你的故事到底需不需要這個這個背景、內容。」蕭力修說到，過往開發時常因爲一些「寫實性細節」考量而有所糾結，這次的作法則先列出的故事的結構，再回頭與田調的資料融合。「這樣對於編劇在思考故事會比較集中，分鏡也會比較快速。」
吸引觀眾的不只獵奇，更是人物
為何特別選擇犯罪懸疑題材？嚴嘉念在探索台灣觀眾喜歡看什麼類型時，發覺台灣觀眾很喜歡探討破案或未解懸案的談話性節目，而過去福斯所操作的犯罪懸疑影集《X檔案》、《美國犯罪故事》也都有著不錯的成績，不如就以台灣曾發生的真實案件來製作。
相較於 podcast、YouTube 及談話性節目中犯罪懸疑的題材受到歡迎，在影視作品上卻並非必然，如入圍第 59 屆金馬獎兩項大獎的《罪後真相》在網路有著相當的好評，截止於 2022 年 12 月 25 日卻僅獲得1638萬元的票房。
「很多人去聽或看這些內容，是以一個獵奇的心態去看這些案件。但要讓觀眾留在那裡看幾個小時的電影，或不同集數的故事，還要有其他的吸引力。」嚴嘉念說。
林秉聿認為真實故事的取材是必要的，「很多時候真實的事件比我們虛構出來的故事還要精彩。」過去台灣引發刑案電視劇的《天眼》、被稱為台灣X檔案的《台灣靈異事件》都是以真實事件改編，林秉聿認為既然現在沒有台灣節目如此製作，不如就由他們來嘗試，「我們用一個很不錯的資源、很好的編導重新來拍像《天眼》這樣的show，但我們把它拍得像精品一樣精緻。」
嚴嘉念也提到台灣與香港的受眾輪廓並不相同，台灣觀眾更在乎故事裡的「人」，「香港如果同樣講犯罪，很多時候是會講factual（真實的）東西，到底誰殺的？如何查案？但台灣比較喜歡去講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也因此《台灣犯罪故事》裡的四個單元皆透過事件去挖掘角色背後的關係，呈現的並非推理細節，而是案件背後的動機。足以讓人投射情感的人物，便是嚴嘉念認為在獵奇之外，真正能夠抓住觀眾的吸引力，「這樣不止台灣觀眾能夠看懂，外國觀眾也能從角色獲得共感。」
當故事發生在低迷的千禧年間
為了維持每個單元一致性，並確立深入人物的主軸，作為《台灣犯罪故事》監製的嚴嘉念、林秉聿早在八位導演及編劇加入前，便已進行初步定調。
「我們先設定故事都發生在 2000 年左右。」林秉聿說，一方面是當時的監視錄影機還不多，在證據的收集上比較困難；此時李昌鈺博士剛在台灣建立鑑識系統，警察科學辦案能力並不普遍，讓戲劇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另一方面，當時台灣接連遭遇 921 大地震、千禧蟲危機、SARS 爆發、金融風暴等，社會籠罩著低迷憂鬱的氛圍，這正是《台灣犯罪故事》想要帶給觀眾的情緒；在拍攝上，台灣許多地方依然保有 20 年前的景貌可以直接取景，無需透過美術額外將場景做舊。
時空背景確定後，兩人很快地決定四個單元中要涵蓋當時台灣最常見的詐保案、最吸睛且獵奇的滅門血案，「再來是90年代常發生刑求，那時台灣的警察為了要破案常會逼迫行疑犯自白或直接定罪，當然設定在軍營裡是為增加戲劇效果；最後才確定的，是未成年犯案。」林秉聿說，故事主題確認後再交由有興趣的編劇與導演去認領開發。
「不過我好像是被強迫中獎。」蕭力修導演一言，惹得全場都笑了。
擔任兩季電視劇《麻醉風暴》導演的他被認為是執導〈出軌〉的不二人選，「故事裡發生比較多醫療相關的事情，製作人覺得我可能比較擅長。」他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發覺，案件的背後確實複雜，可以探討的角度太多，即便今日回望，仍有許多程序正義、有／無罪推定等爭議與說法於其中，「後來我發覺，事件的真相對我來講不是那麼重要，反而是故事裡面的人物是在什麼情境下產生這些事件，對我而言比較重要。」
蕭力修認為田野調查是件矛盾的事情，調查得越深入，越會反覆將故事往真實去校正，甚至推翻許多既往的邏輯，讓劇情難以走下去。「所以重心還是要回到角色，其實每種故事都一樣，核心都是角色。」他說，在懸疑偵查的過程中，若觀眾無法進入或寄託於角色，事件便與他們無關，即便設計得再精巧也沒用。
最初嚴嘉念和林秉聿想讓蕭力修擔任《台灣犯罪故事》的總導演，以統整四個單元的整體性。但看見各組編導皆有自己闡述故事的風格及想法後，三人便決定將製作展開，不設定總導演，由各單元的編導自由發揮。
四組單元由各自的編導朝自己擅長的方向製作，但其餘的製作人員如攝影師、美術、造型及配樂等都是由同一組團隊組成，服務四個單元以維持整體影集的一致性。嚴嘉念說：「每一件事情我們都想好了，像主題曲〈天黑黑〉就是 2000 年很經典的歌曲；而所有的視覺設計也都整合在那個年代的風格。」
林秉聿緊接著說：「我們（三間製作公司）真的做了許多事情，甚至帶領整個計畫，讓編導們可以在這個框架底下去選好的演員，最沒負擔的去發揮他們的才華。」
能如此深入且專注的探討故事，蕭力修感謝有嚴嘉念和林秉聿等監製的投入，「我不太需要思考故事以外的事情，不用顧慮預算的壓力，一開始也就協定實際拍攝的工作時數會是多少，讓整個製作正常化運作，這次的拍攝大概是我拍過最輕鬆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