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舉白紙、馬前總統舉白旗 ——論國民黨緣何失去中國自由派的認同

文：時事評論人 任援道

「如果你固執己見，不思悔改，繼續進行違法活動，你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這是武漢公安局武昌區分局送達給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所謂「訓誡書」中的一段話。李文亮被當局壓迫，源自其披露了武漢的新冠疫情。一個月之後，李文亮感染新冠過世。他生前的微博被稱為「中國的哭墻」，聚集了100萬條的留言，中國人在這裡表達對疫情逝者的哀悼、對官員隱匿真相和麻木不仁的控訴。至2022年底，經歷了近三年的「動態清零」，貴州防疫巴士的翻車、沒有核酸報告而無法就醫、公權力以防疫為名肆意踐踏人民自由、烏魯木齊的熊熊烈焰，凡此種種間，無數生命遠去了塵世。這一切終於點燃了中國人對官方的怒火。青年人勇敢走上街頭，高舉白紙，爭取自由。而來自台灣的馬英九前總統，似乎是高舉白旗。他服膺中國「喪事當喜事辦」的官場文化，讚頌「武漢防疫是對人類的貢獻」。馬前總統的思緒，深刻解釋了國民黨為何失去中國自由派認同支持的核心原因：中國國民黨的「中國」，不是「中國人民」，而是「中國利益」。新冠之殤猶在，一張張被高舉的白紙如同正義之戰的旗幟，仍在人心中招展揭揚。但此刻的馬前總統和國民黨卻在道德與良知的歷史記憶對抗中，舉起了白旗。

中國人的疫情悲歌Vs馬總統的「人類貢獻」

如果喪事要辦成喜事，在中國古代其實非常之難。清末民初文人徐珂在其大作《清稗類鈔》中寫道：「人家之有喪，哀事也，方追悼之不暇，何有於喜？而俗有所謂喜喪者，則以死者之福壽兼備為可喜也。」也就是說，當一個人失去生命時，只有生前是福壽兼備，才能將喪事當作喜事來處理。

新冠疫情下的中國人有福和壽嗎？當李文亮、艾芬等吹哨人向外界示警疫情時，武漢官方在嚴厲打擊「造謠者」，宣稱新冠疫情「未發現明顯人傳人」、「可防、可控、可治」。當武漢疫情伴隨2020年春節返鄉人員運輸大潮的開始而外溢時，武漢卻在舉行人群聚集的萬家宴。當武漢疫情嚴重到醫療資源與功能崩潰時，武漢官方首長卻宣稱「醫療物資充足」。當作家方方在武漢封城的陰霾中寫下這座辛亥革命策源地的種種生命悲劇時，支持官方的小粉紅群起而攻之，將方方指為「漢奸」、「賣國賊」。2020年春武漢封城結束後，當地悼念逝者的菊花因搶購而脫銷。除了武漢，後來西安、成都、南京、甚至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都先後經歷了封城式的防疫。中國人經歷了三年出門要核酸、乘車要健康碼、異地移動要報備的不自由日子。遍地開花的隔離酒店外，水馬和隔離墻將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和自由、真理進行了隔絕。新冠初期命喪疫情的逝者、貴州接載密切接觸者而車禍身亡的數十條生命、引爆中國人憤怒的烏魯木齊火災、西安和上海封城時被醫院拒診而流產的孕婦及危重病人，他們的故事，實在無法用福壽兼備來概括。

但官方還是喜歡用喪事喜辦的態度來面對這些人禍。一場場抗疫總結表彰大會、授勳儀式、先進事跡報告會群起登場。「發揚偉大抗疫精神」作為一句口號標語，懸掛在全中國各地、出現在各種媒體平台上。最誇張的恐怕是天津市第一殯儀館，2022年10月居然在其公眾賬號平台上發出《喜迎黨的二十大，共暢殯葬新未來》的曠世奇文，引起中國輿論撻伐。兩個月後，中國官方徹底放開疫情管控但醫療整備又嚴重不足，一批批中國人的生命終結在了那時；殯儀館外，排隊等候火化成為悲涼一景。殯葬業確實迎來了高潮，但中國人的希望卻步入低谷。因為三年的疫情封控，中國有大約49.5萬家餐飲企業倒閉。無怪乎中國民眾對喪事喜辦的宣傳八股憤怒無比，曾有中國輿論指出：所謂喪事喜辦，其實就是對真相的另類遮蔽，對人民尊嚴和知情權的踐踏。

人血不是胭脂，血寫的歷史更不能用筆寫的文字所替代。很多中國人將過去的疫情三年，稱為「失去的三年」，因為真是失去了太多太多：生命，財富，家人，前途，希望。如今，馬前總統也跟隨喪事喜辦的腳步，將這段歷史稱為「人類的貢獻」。馬前總統的祭祖之旅，眼中似乎只有歷史，而沒有現實。他活在想象的歷史中國和文化中國裡，卻對現實的中國青年人以魯迅筆下淒慘的讀書人形象孔乙己自嘲的景象視而不見。馬前總統和國民黨這種與當代中國的脫節，對當代中國判斷的失真，讓國民黨和當代中國人、特別是具有自由思想的新生代，拉開了極大距離。

中國新生代的親美Vs國民黨的疑美

如果外界以為新生代的中國人都是擁護紅色江山的小粉紅、戰狼，那是大錯特錯。這種推論如果成立的話，中國就不會在2022年11月爆發白紙革命。經歷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洗禮，以及歐美日韓等西方陣營流行文化的熏陶，中國新一代人整體上對歐美是仰視或學習的心態。疑美論在當今中國社會其實根本沒有市場，這要歸功於鄧小平。從思想史角度看，當鄧發起改革開放時，在思想觀念上清除毛澤東的反美論、向歐美學習及開放，對當時的中國非常重要。鄧小平從實用主義的目的出發，讓中國人擺脫意識形態枷鎖，鄧小平當年曾說：「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起來了。」

鄧的表態影響深遠。這其中，即便是在民主、自由等價值觀上不認同西方的中國人，他們也會發自內心覺得應該將自己或家庭下一代的前途放在西方國家，以留學或移民為最高目標。「反美是工作或表演，移民美國是生活」是這批中國人實用主義心態的真實寫照。而另一批中國人則是從理念出發，在內心深處羨慕、讚賞美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因此，這群人構成了中國新生代中的自由派群體。他們在互聯網上會就諸如資本主義好不好、支持烏克蘭還是俄羅斯、與病毒共存還是清零，與官方支持者展開激烈交鋒。正是有了這批人的存在，讓西方思想大範圍傳播，使得中國官方才不斷對新生代中國人強化「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的意識形態教育。無論是實用還是理念，無論是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還是國家的利益，今天中國民間社會的主流思潮都是不要與美國作對、要好好相處。

但對敗走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而言，疑美一直是國民黨的悠久歷史傳統。歷史上，國民黨內不論文人還是軍人，留日派居多，歐美派居少。胡適等自由派更是被排斥的對象。國民黨北伐過程中，以「打倒帝國主義」為口號，令歐美國家頗為微妙。當中日互動在1930年代逐漸緊張時，國民黨求助調停的是納粹德國而非美國。即便是對日抗戰爆發後，華美成為盟邦，國民黨與美國的關係也是互相利用，而非肝膽相照。二戰美軍顧問史迪威（Joseph Stilwell）與蔣中正決裂、美國在1949年前後停止援助國民政府，都是雙方互不信賴的表現。而美國1949年後阻止國民黨反攻大陸、1979年的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都讓國民黨內的疑美聲浪持續至今。兩岸開放交流後，國民黨背景的文人學者甚至退役軍人在中國大陸發表疑美、仇美言論，頗能獲得中國民間反美勢力的好評和鼓掌。但伴隨中國社會對國民黨轉趨失望，這些反美論調對新生代的中國人，已沒有吸引力和影響力。

大陸民國派的反共Vs國民黨的聯共

在中國的自由派群體中，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組成部分，就是中華民國派。他們最早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以雙十為國慶，以國民黨精神黨員自居，希望將來中國大陸實行與台灣相同的民主政治。民國派初期以國軍或國民黨家庭背景的人士為主，後來伴隨1980年代的社會開放與思想解放，透過對國軍抗日戰史的發掘，而擴展到一般中國人中。較之於其他具有一定學歷或社經地位的自由派不同，中國的民國派人士多為中產以下或草根基層民眾。社會的不公或貧富差距，讓他們對中國官方具有較為強烈的仇恨情緒。而國民黨戒嚴時代甚至國共戰爭時期的反共論述，非常能夠引起民國派在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鳴。

民國派早期對台灣的國民黨抱有期待，視其為正統，反而對民進黨或綠營較為生疏甚至疑懼。2005年連戰訪問中國大陸是轉折點。由於連戰對中國的民國派沒有表態支持甚至刻意疏離，民國派逐漸意識到：國民黨的意識形態開始走向聯共。此後，兩岸交流頻密，綠營方面對兩岸人權事務的表態、立場，以及綠營逐漸對中華民國國號的接納，為更多中國的民國派民眾所知曉，民國派便不再將國民黨視為中華民國之正宗。2020年總統大選中，中國民國派支持蔡英文者佔了多數，民國派對國民黨的絕望可見一斑。

國民黨與中國的民國派，從情感上的連結，到最終走向決裂，其實並不意外。對中國的民國派而言，台獨或台灣本土化是非常遙遠的議題，幾乎可以擱置，大家首要面對的則是中國的政治結構和官方統治，他們對這種統治的感知是實實在在的。站在民國派的立場看，中華民國國旗代表的是自由、民主、反共。但對台灣的國民黨而言，首要的敵人則是綠營，中華民國國旗代表的是大中國主義、反對台獨，國共兩黨是兄弟，已經「杜盡劫波兄弟在」。為數不少的國民黨人甚至認為，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中的民族主義、民生主義已經在中國大陸實現或正在實現，只是民權主義還有所欠缺。對於中國民國派最在意的國軍對日抗戰史，部分國民黨人例如連戰公開接受中共「國軍在正面戰場、中共在敵後戰場」的論述，更有軍系的國民黨人聲稱抗戰與今日中國的關係是「國民政府打地基、人民政府建高樓」。凡此論調不僅引起中華民國國防部的強力駁斥，更令中國的民國派覺得憤怒和有遭到背叛之感。於中國民國派而言，抗戰以及國民黨遷移台灣，在中國大陸引起的是對國民黨背景人士的清算、報復與鎮壓，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對中國社會的心理創傷至今仍在，是不能夠「相逢一笑泯恩仇」的。

國民黨和中國民國派在現實中如何看待今日中國和中共，無法達成一致；雙方唯一的交集就是對國民革命和抗戰的歷史情感。但連這種歷史情感，國民黨也放棄了原本的立場，逐漸接受北京的主張。某個角度上看，正是連戰的「聯共制台獨」方略，終結了中國民國派對國民黨的最後一絲念想。

白紙運動的中國新世代恐永不原諒馬總統

國民黨一直聲稱，能夠促進和維護兩岸交流是其強項。很顯然，國民黨定義的「兩岸交流」，是能夠與中國大陸的領導人或各級官員握手、碰杯、共同致富發財的兩岸交流。這不是一種健康、長遠和永恆的兩岸交流，這只是基於現實政治經濟的短期利益而刻意造就的表面的交流表演，或者說，是一種帝王將相的兩岸交流。這種交流與普通人民的關聯實在不大。

兩岸人民之間分治已久，具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和社會發展脈絡。但雙方的人民也擁有許多共同的夢想：對高品質生活的追求、對自由的嚮往、對藝術文化的熱愛等。真正有價值的兩岸交流，應當是奠基在兩岸人民個體幸福、自由與福祉基礎上的互動、溝通和了解，讓雙方彼此明白對方的關切和所思，盡力消除兩岸民間社會中的仇恨或誤解，這才是應該追求的屬於人民大眾的兩岸交流。

白紙運動中的年輕中國人，舉起了白紙，恰如當年野百合學運中的台灣人一樣，大家有一樣的動因，暫時放下書本，走上街頭，大聲吶喊。因此，白紙運動中的眾多中國人，必然對台灣人的思考、台灣現實處境，有更多一分的思考和理解。馬前總統追求歷史定位、沉迷帝王將相的情結，忽略了舉起白紙的中國人，反而在新冠的歷史記憶話語表達中，舉起了白旗。如同中國的民國派不能釋懷國民黨和連戰一樣，白紙運動的中國世代，恐將永不原諒馬前總統。因為，中國國民黨的「中國」二字，在今日當下，似乎只有「中國市場」、「中國利益」，而不再有中國人民的苦與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