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府和美國老牌工業奇異（GE）有何共同點？答案是：他們都想在入不敷出時發錢。
財政部預估2022年總稅收將超徵4500億元，總統蔡英文和行政院長蘇貞昌在1月3日先後宣布「還税於民」，最快農曆年後，其中1400億將發放全民，預計每人發6000元。
2009年，奇異遭遇金融海嘯衝擊，業績不佳，當時執行長伊梅特（Jeff Immelt）仍堅持發放股利，「我不能容忍股利縮水在我任內發生。」伊梅特說。
然而經營不善還發錢，遭到市場質疑，奇異當時股價從40美元跌到9美元。伊梅特事後追憶：「我的堅持其實只是為了維護我的自尊。」「不管大環境多惡劣，我就是不想成為70年來第一個砍掉股利的執行長。」
奇異業績不佳還發錢，於是被市場懲罰，台灣的政府卻沒有這種壓力。行政院拍板，預計每人可領6000元，表面上此舉是尊重民意，其實卻是為了短期犧牲長期。
政府還在負債，卻發錢給你？
首先，若有盈餘，發錢是合理的，但超徵稅可不是盈餘。就像一家公司雖然收入比原本預期多，但仍在虧損未獲利。只因為收入比預期高就發錢，這些虧損最後還是由股東承擔。
近年來政府以各種名目大灑錢：前瞻預算8800億元、防疫預算8400億元，還有國防特別預算等。財政部數據顯示，2023年歲入歲出將短差3754億元，是2021年的2.6倍。最新國債鐘每人背債24.6萬元，也比5年前增加了近兩萬元。
一家公司入不敷出，就要開源節流。然而政府一面拿「超徵稅」發紅包，另一方面坐視支出舉債攀升。就經濟學來看，放棄的收入是成本。政府放棄超徵稅的收入意味著成本上升，這些虧損最後還是要所有民眾來承擔。
有兩個為政府這次灑錢辯護的理由：
可是發錢可以刺激消費？
錯！短期收入對經濟沒幫助
一是發紅包可促進民眾消費拉抬經濟。然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長期研究顯示，人們的消費不是取決於暫時收入，而是永久收入（permanent income）。
不景氣時資產價值暴跌，人們預期的永久收入下降，他們就會縮衣節食。就算政府大灑幣，頂多只能增加暫時收入，因為人們清楚知道這種紅包只是暫時的，未來的永久收入沒有提昇，他們仍不會敞開荷包大肆消費，這種發紅包就像放烟火一樣只有一次性效果，對經濟沒有幫助。
第二種理由是：與其錢留給官員花，不如給人民自己花。官員們花的不是自己的錢，他們不會精打細算，於是蚊子館、蚊子輕軌等四處林立。人民不免會想：我辛苦工作的血汗錢與其被官員亂用，不如發回來我自己用。
可是錢給政府亂用更浪費，不如發還？
錯！這只是給政府更多卸責的理由
這或許能合理化這次發紅包的理由。但更要追問的是：為何政府的可信度（creditability）如此低？以致人們寧可把繳的稅金拿回來，也不信任給政府官員用？
《老子》說：「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因為官員們過去行為讓人無法信任，人們自然也就不信任官員。
這次超徵稅，有一部份要用來填補國營事業如台電以及健保的虧損。台電虧損一部份來自採購國際天然氣採購成本上升，發電成本高漲，銷售端電價卻被政府凍漲，導致虧損累累。健保虧損主因是共產主義吃大鍋飯，導致人人有誘因濫用醫療資源。
如今超徵稅被政府用來填補台電及健保的虧損，就算過了今年難關，結構性問題不解決，明年呢？如果一個企業經營者只想應付眼前問題，不思未來，這家公司有前途嗎？有哪個股東願意把錢花在這種公司上？這才是這次「還稅於民」成為不少人贊成的根本原因。
同時，用超徵稅來補貼政策虧損，意味著官員們更有誘因做出錯誤決策。壓低電價或健保讓官員有選票，虧損由超徵稅埋單。如此一來，官員們更缺乏動力去修正政策，還有誘因故意超徵稅，整個經濟要為此付出更大代價。
政府若真想造福人民，手段不是討好式的發紅包，而是將過去那些大灑幣、蚊子館等造成的財政黑洞「清零」，同時刪減支出。要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塊錢，最後都會以各種稅的型式落在人民頭上。「量入為出」，放棄買票式的大灑幣決策，才是真正為人民謀福。
「長期目標的重要性大於眼前的數字，」奇異前執行長伊梅特在卸任後曾如此感嘆，「最艱困的時刻還是必須做昂貴的、前瞻的決策。」伊梅特後來才悔悟他當年沒做正確的事，奇異在他手上由盛轉衰，以致被冠上「奇異史上最差執行長」之名。為政者若想為短期利益犧牲長期利益時，或許應先想想伊梅特這個例子。
核稿編輯：劉佩修
責任編輯：林易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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