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一月，鄧小平突然出現在深圳。他參觀市區，視察一家電子廠，並聽取市長報告，中央電視臺向全國數百萬觀眾報導。鄧小平表達對深圳的祝福，並神態莊重地表示：「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在鄧小平到訪之前，許多人認為深圳處於資本主義的模糊地帶，在意識形態上可能出現問題。一九八○年十二月，趙紫陽、萬里、姚依林和谷牧主持召開一次特別會議，他們在會議上提出警告：「不要把中國融化為資本主義。」幾位領導人抨擊說：「現在美國和香港都有人妄圖把廣東變成香港」。至於深圳，他們強調說：「我們搞的是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幾週後，陳雲嚴肅地宣布：「外國資本家也是資本家。」
如今，鄧小平對深圳公開表示支持，廣播、報紙和電視把這一消息傳遍全國，令深圳一夜成名，其地位猶如文革中的大寨。十年前，大寨吸引成千上萬參觀者前往學習自力更生的革命經驗。如今，全國各地黨員幹部來到深圳，渴望學習如何吸引外國資本和技術。僅天津一市就派出一支五千人的考察團。大量遊客湧入使深圳應接不暇，不過據說許多代表更喜歡購物，而不是聽講座。
一九七六年的深圳，不過是一個只有約三萬人的封閉落後小村子，但它的優勢是有一條鐵路與香港相連。香港那時已經發展成為金融之都，擁擠的天際線上矗立著數百座摩天大廈。對於派往國外招商和學習的中國代表團來說，日本和美國雖然令人印象深刻，但香港才是真正激發他們想像力的地方。一九七七年八月，柴樹藩等人奉命出訪紐西蘭，在香港過境時，大家被這塊英國殖民地震撼到了，因為他們發現香港雖然沒有任何自然資源，但什麼都能生產，來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被運到這裡，然後從繁忙的港口送往三萬六千多家工廠，最終生產出形形色色的商品，從廉價的塑膠花到先進的電腦，應有盡有。不僅如此，香港還是一個零關稅的自由港，世界各地的投資者都被這裡的低稅率吸引而來。香港的一切，無論是港口、銀行、專業知識，還是最寶貴的資金，全都可以用來服務於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毛澤東早就說過對香港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中國派往香港的代表團數量眾多，遠不止這一個，這塊英國殖民地變成大陸非正式的培訓基地。上海派出的代表團似乎對香港的一切都感興趣，從生產雨衣到建造摩天大樓，什麼都想學。一九七八年，廣東省工商界各個行業全都派出各自的代表團赴香港學習。如果說有什麼榜樣可供中國仿效，那就是香港，而不是日本。
長期以來，香港一直充當著中共政權與外部世界聯繫的橋梁，其作用不可或缺。一九四九年後，隨著冷戰的竹幕落下，這塊英國殖民地扮演中間商的角色，外國商品經由香港進入中國，中國產品也經由香港銷往國外。在「大躍進」的高潮期，隨著中國與蘇聯關係惡化，香港成為中國大陸最主要的外匯來源。
中共把香港人以及居住在世界各地（從印尼直到加州）的華裔統稱為「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中國政府認為，這些「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中雖然潛藏著間諜和資本主義的滲透者，但還有另一些人值得經由統一戰線拉攏。統一戰線網羅一批知名人士和有影響力的機構，直接聽命於北京。在香港，北京政權就資助包括工會、商會和報社在內的一系列機構，以期培植當地親共勢力。不過，文革期間，統戰工作基本上陷入停頓。
一九七六年後，領導層希望用新思路復興統一戰線。華國鋒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召開的統一戰線會議上指出，愛國者並不都是社會主義者，而香港有許多愛國資本家。李先念附和道：「如果說是社會主義統一戰線，他不來，可以建愛國統一戰線。」至一九八一年，這一思路得到許多中共高層領導贊成。薄一波提出：「我們對華僑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愛國主義。」
於是，中共開始努力對外示好，為文化大革命中的極端做法表示道歉。一九七九年九月，鄧小平親自下令歸還文革中沒收的海外華人財產，特別是富商的房子。作為交換，中共希望海外華人來中國投資，為四化建設作出貢獻。
為了吸引香港愛國人士和他們的資金，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毗鄰香港的地方開闢特區。一九七八年，《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這一做法並不違背馬克思主義原則，因為蘇聯早在二十世紀二○年代就與外國公司合作，成立合資企業了。中國政府將在特區內提供土地、房屋和勞動力，而外國公司負責提供原材料、生產設備和專業技術。經由這種方式，中國可以引進國外科學技術，而無需支付寶貴的外匯。特區選址在寶安縣的深圳，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永久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島，以及一八九八年租給英國九十九年的新界都曾隸屬於這個縣。一九七八年九月，國務院正式宣布寶安縣為自由貿易區，同時在珠江對岸毗鄰澳門的珠海設立另一個特區，兩個特區在三年內將分別獲得五千萬元中央撥款。
這一舉措其實根本稱不上大膽創新。早在一九五九年，愛爾蘭就在香農機場（Shannon Airport）成立世界上第一個出口加工區——亦稱「自由貿易區」。一九七○年，全世界有十個國家設立這樣的區域。在之後十年裡，自由貿易區不斷湧現。至一九八六年，全球有五十個國家共設立一百七十五個自由貿易區。
在珠海成立的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是毛紡廠，但是這家工廠業績太差，最終因產量急遽下降而關門大吉。香港老闆抱怨說工人不喜歡工作。事實上，這家工廠的工人大多是文盲，而且他們的工資全由政府支付，水準極低，而那些領班和監督人員，雖然能夠閱讀和計算，也與一般工人拿同樣的工資。
其他企業的狀況也好不到哪裡。深圳最有前途的一家工廠是由夏巴行有限公司（Harpers International）建立的汽車組裝廠——這家公司是福特和三菱汽車在香港的銷售商。此外還有十幾家公司也被深圳的低工資吸引，來到這裡拓展業務。一九七九年，深圳還是一片曠野，只有一條土路通往外面的世界。然而，香港投資者希望，他們在深圳生產的商品可以標注為中國製造，這樣就可以享受美國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而無需受到香港出口美國商品的配額限制。
在深圳特區創辦初期，還遇到一些其他問題。眼看著香港燈火輝煌，工資又高，許多深圳工人萌發偷渡的念頭。一九七八年八月，短短十天內就有約六百人偷越邊境。偷渡的勢頭不可遏止。一九七九年五月間，香港的邊境巡邏隊就抓獲一萬四千餘人。為了加強防範，香港當局在邊境築起一道高大的圍欄，還成立一支由廓爾喀人組成的小型邊防部隊。
習仲勳是中共一名元老，其觀點一向較為溫和。不久前，他剛被派往廣東，參與領導華南地區的對外貿易。面對偷渡潮，他知道光靠圍堵很難奏效，於是建議中央授予廣東和福建兩省更多外貿自主權，包括提高兩地貿易區內的工人工資。鄧小平回覆道：「就叫特區吧。」鄧之所以想到「特區」一詞，是因為想起二戰前共產黨游擊隊在國共交界地帶建立的游擊區。一九七九年七月，寶安貿易區更名為「深圳特區」，之後又改為「深圳經濟特區」。與此同時，珠海以及福建沿海的汕頭和廈門也成為經濟特區。
四年後，這四個特區中唯一得到充分發展的是深圳。即便如此，深圳也並未完全實現決策者的最初構想。按照當年的設想，這座城市的職能是吸引外資，同時促進中國商品出口。然而，當鄧小平於一九八四年前往視察時，深圳的進口量是出口量的三倍，貿易逆差超過五億美元，而且當地的主要財源是旅遊業和房地產，而非建立在先進技術上的工業。不過，深圳的效率之高——號稱一個星期蓋一層樓，著實令上海豔羨。但另一方面，迅速城市化是要付出高昂成本的。國家每年向深圳投入約十億美元，用以發展其基礎設施，遠遠超出這個特區從外國投資者那裡吸引到的資金。但無論如何，深圳已經成為繁榮的轉口港，各種貨物以優惠價格在此地進進出出。（推薦閱讀：風評：全台最大詐騙集團，蔡政府2年騙納稅人給台電4500億元）
＊作者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一個強國崛起的真相》（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