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十多年前在上海的時候，我居住在華亭路，距離淮海中路僅數步之遙，對這座巨型城市繁華中心的車水馬龍難以忘懷。昨天，我看見上海網友貼出照片，顯示淮海中路商業大廈門口雜草叢生，不由得感慨萬千，生出“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嘆來。盡管上海官媒迅速辟謠，稱“台階上的草實為商場本身的綠化景觀設計”，但是因為長時間的封城，“景觀設計”變成了“自然生長”，卻是不爭的事實。
我想起當年的鄰居阿姨，一位下崗的單親母親。跟很多上海人一樣，她總是把自己打扮得端莊雅致。但是她生活艱難，同時打著幾份雜工，從早忙到晚。我猜想她已經因為城市改造喬遷新居，經濟條件也大為改善，為生活在這座城市感到自豪。但是，她會因為封城而再次陷入困境嗎？她那早年輟學的兒子會幫助她“搶菜”嗎？她會因為核酸陽性甚至陰性被拉去“方艙”隔離嗎？她會因為抗拒“志願者”焊死大門而被打嗎？抑或在對政府的服從與反抗之間彷徨與掙扎？
這些擔憂之所以特別讓人感到悲哀，是因為長期封城的折騰沒有必要。新冠疫情發展到今天，抗疫需要的並非嚴厲的封城措施和大規模的核酸檢測，而是高效的疫苗推廣和醫療救濟，這已是國際社會的共識。但是，中國政府顯然對社會控制的興趣遠遠大於進口更好的疫苗。即便根據中國法律，政府也不可以隨心所欲地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因此，已經很難定義中國政府的“清零”政策仍然屬於（不恰當的）“防疫措施”，可以說就是赤裸裸的人道災難了。
封城初期，上海出現了嚴重的飢餓現象。當時，我在此專欄中介紹了法國學者、反飢餓國際人道行動組織主席西爾維·布呂內爾（Sylvie Brunel）的《飢荒與政治》。和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觀點一樣，布呂內爾在這本書中指出，人類發展到現代社會，“自然飢荒”已不復存在，所有飢荒都是人為導致。事實上，這些學者討論的飢荒問題，可以置換為幾乎所有的專制政權制造的人道災難。我不妨做一個“文字游戲”，把書中一段話中的“（現代）飢荒”替換為“防疫次生災害”（雖然如上所述，我並不認為這些災害屬於“次生”），就能對當下的中國提出完美的解釋——
防疫次生災害的真正問題在於人所共知的骯髒利益的算計：只要某個政權能夠把通過使民眾受餓來攪動強國的私欲進而從中獲益，只要這個政權不受懲罰地對屬下民眾任意施暴和肆意鎮壓而不被制止，防疫此生災害現象就會一直存在下去（參見《飢荒與政治》第31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出版，王吉會譯）。
延申閱讀——長平觀察：上海的飢餓實驗
國際社會紛紛向朝鮮伸出援手
最近幾天，一些中國網民開始向朝鮮道歉，表示不應該嘲笑這個國家的愚昧無知。他們發現，在朝鮮公開承認爆發新冠疫情以後，官方公布的醫療方案認識到“疾病病程短”、“可以居家治療”。顯然，這與中國政府堅持”清零“政策大不一樣。中國官方對此心知肚明，一些介紹朝鮮醫療方案的微博遭到刪除。有網民感嘆說，真是沒有想到，有一天連朝鮮都會成為“境外敵對勢力”，“會不會全世界只剩一個國家在逆行了”？
事實上，金正恩並未因為“在瑞士上過大學”就讓他領導的專制政權變得更加科學。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朝鮮迄今為止沒有讓國民接種疫苗，患有潛在疾病的人數也令人擔憂，他們面臨重症的風險。世衛組織已提出向朝鮮提供疫苗、藥物、檢測試劑及技術支援，美國、韓國和中國都表示願意為朝鮮提供支援，但朝鮮尚未明確表達是否接受外部援助的意願。
在布呂內爾看來，現代社會中“自然飢荒”之所以不復存在，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人類生產和儲存的糧食已經足夠充飢，而且交通運輸已經不成問題；第二，國際人道組織和慈善機構總是枕戈待旦，隨時准備伸手援助。
中國政府的長期宣傳讓民眾對這兩點都有些陌生，尤其對第二點感到難以理解。事實上，任何機構想要生存和發展，都需要讓自己變得必要而且重要。簡單地說，數量龐大、形態蕪雜的各種人道組織和慈善機構及其從業者渴望工作機會，尤其是中國這樣的“大市場”。為了得到和保住這些工作機會，包括世衛組織在內的國際機構都對中國政府唯唯諾諾，甚至蠅營狗苟。
記得2014年11月我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參加一次座談時，批評中國政府對國際機構的利用、控制和打壓。在座有一位國際紅十字會的項目負責人，站出來為中國政府辯護，最後竟然情緒激動地拂袖而去。她的理由是中國政府和她所在的機構合作，也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本來，我的批評是中國政府應該對NGO組織開放更多領域，她則擔心這樣的批評讓已有的空間都難以持續。
“外示飢荒”與“人為且被否認的飢荒”
國際機構的小心謹慎並沒有讓中國政府“龍心大悅”，“皇恩浩蕩”。在當下這場以防疫為名的人道災難中，這些機構毫無作為，甚至不容置喙，不敢亂伸援手。對全球抗疫擔負重要責任的世衛組織，其總干事譚德賽在疫情初期對中國政府曲意逢迎，胡吹亂捧，結果連最基本的任務之一——對最初爆發疫情的城市武漢進行病毒溯源調查——都沒能完成。
直到兩年之後，今年5月10日，這位總干事才公開對中國政府提出了謹慎的批評，認為中國的“清零”政策不可持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則回應說，“希望有關人士不要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一周以後，譚德塞雖然繼續表達這個觀點，但是語氣已經變軟，稱“對政策的選擇是每個國家自己的決定”。
對於沒有那麼強大的朝鮮，譚德塞則沒有這麼客氣，呼籲朝鮮分享數據，接受疫情援助。
布呂內爾在書中對此進行了解釋。她把朝鮮等國的飢荒稱為“外示飢荒”，也就是利用已經存在的困難對外展示，以求得國際援助。而1958-1961年發生在中國的飢荒，她稱為“人為而且被否認的飢荒”。當時，中國政府拒絕承認自己的政治失誤，繼續向蘇聯出口大量大米等糧食。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阻礙救援國際機制的啟動，掩蓋民生疾苦的真相，延續專制政權。兩者的區別，在於專制政權是否強大到能夠控制局勢。
如今的中國政府，更有能力為了政治需求讓人道災難“人為且被否認“。對此，有中國網民總結說：“小時候以為，祖國強大了，就沒有人敢來欺負我們了；長大了才知道，祖國強大了，就沒人敢來幫我們了。”
我發現上海市政府對草木格外關心。封城半月之後，有本地網友拍攝了照片顯示“外灘長草了”。上海官媒火速行動，派記者拍攝尚未長草的外灘地面予以“辟謠”。這一次，對於封城之後淮海中路雜草的自由生長，官媒也毫不懈怠，強調其人為設計（控制）。此景此景，讓人不由得對一句古詩生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感慨：“樹尤如此，人何以堪？”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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