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本質就是在不斷地在變化，而我們總是想要去相信一個堅定不移的事物，並且在安全感跟不安全感之中尋求自主之道。」— 李安
李安的人生哲學總是令人敬佩，他對於自己作品的自信以及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投注自己的所有精力，使他所雕塑的每一項作品都如此細緻動人。與作者論有點相互矛盾的，是他將作品視為一個排出體外的產物，而非與自身共存的相容物。喜愛嘗試各種風格的他也讓自己的作品成了不拘類型的類型片。抱著作者已死的態度，他甚至也不喜歡回頭去刁鑽去審視自己的作品。而所採取的態度與方法，就是在每個當下都用到最好。
當他被問到：「《冰風暴》為你的第一部好萊塢電影，在當時是否有人會去質疑你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如何能夠揭露事實並且拍攝全英文的好萊塢片呢？」
李安一如往常的咧嘴笑了笑，有些無奈，可能是這些年被問到覺得煩了吧。
他說：「其實在我拍攝第一部英語片《理性與感性》之後，已經鮮少有人會去質疑我在拍攝外語片的能力，過度去專注在那些懷疑自己的聲浪只會消磨自己的自信。相反地我們應該專注在當下，才能那些人沒有質疑的餘地。」
《冰風暴》揭露出1970年美國社會不願面對的痛，延續了家庭通俗劇基本類型框架，搭配上水門事件配上性解放的風潮，在本為一個鞏固美國家庭價值的感恩節時，因冰雪風暴侵襲而分崩離析。
母親在青春之貌枯竭衰老後，希冀能與女兒荳蔻年華的少女般，優遊徜徉在青春當中，並以反社會行為在性解放上對社會做出宣示、正中年父親事業不得志而只能在婚姻之外尋求第二春，作為慾望發洩和心理補償、值青春的女兒開始對於身體以及異性探索與好奇，彷彿幼年的性器期又反照在青少女身上，曖昧難辨的區域成了他們所追尋的禁忌地帶、以杜斯妥也夫斯基為友的兒子也在心儀對象身上索取不了認同與歸屬，只能耽溺於漫畫書之中。
年邁的無奈與無法迴旋是場冰風暴，難道青春期不也是嗎？
不管是在青春到路的匍匐顛簸，還是在觥籌交錯中已成虛無的伴侶關係，都無疑成為了風暴颳起時的犧牲之物。伴隨著強風飄揚的塵埃，石礫扎地皮膚滲血，在雪白的地上染成一抹鮮紅，既駭人又揪心。而身處在青春期與中年危機風暴的殉難者，不只是家庭成員中對立冷冽的衝突，更是大時代下越戰陰霾與水門案以及各種社會運動疲憊浪潮退去之後的殘沙，墮落的虛無主義與千瘡百孔的社會結構也正一點一滴的剝裂。
李安說道：「我在第一次讀到原作的時候，看到冰風暴過境的那個夜晚，那些樹上、屋簷上的冰晶霜粒，在屋外凝結的過程中、以及冰珠相互撞擊刮擦，不時發出了一種清脆而且響亮的聲音。對比上片偉小孩的殘屍在雪地上拖行，勾勒出一條血溝。看到這個畫面我的腦袋馬上浮現了畫面，想要把這個微細的聲音加以影像化，也要將那些想像的鏡頭真實地呈現在觀眾的眼前。」
不得不承認本該殘酷寫實的畫面在李安呈現之後竟顯得唯美，也猶記兒子出站時遇見父母的欣喜對比上家人在極致黯黑深淵的對比實在是完美至極。暴風雨後的日子看似了無變化，卻實實在在地蒙上一層不可沒滅的濃霧。那愛子的痛失、性啟蒙與死亡的相伴、夫妻間不可填補的深溝，都比冰風暴本身更凍結身心。
想起了昨晚本該星光熠熠的神聖電影殿堂，卻淪為了政治意識型態的輪轉之地，以往對於此種議題幾乎不聞不問的我，你可以說我政治冷漠、也可以說我獨善其身。有時受夠了人世間的紊亂吵雜，總想找個地方去隱蔽，就如同柏格曼所說的：「我在外面的世界仍然身感孤獨，因此我逃進電影製作之中，即使志同道合也是一種幻覺。」
或許某種程度上，這件事情與柏格曼所說的、與《冰風暴》這部電影都息息相關，電影是一個藝術傳播的媒介，縱使「政治及生活」，也不該將之無限上綱而抹滅了藝術的本質與美，誠如李安導演昨日談到：「我們金馬獎是希望所有的華語影人來這邊，來慶祝優秀的作品。台灣這邊是自由的，影展是開放的，他們愛講什麼講什麼，只要來金馬獎，我們希望就藝術論藝術，不希望有任何的政治事件來干擾，請大家給電影人一種尊重。」
除此之外，李安在《冰風暴》當中大膽地去揭露社會不敢去面對之面，而身處不同國家、不同背景之下的他卻能客觀精闢的剖析並且呈現出來，他也說到一件事實：「其實旁觀者反而更能夠滲入一個國家的社會現象。」也就如同我總想跳出框架跳出所有的束縛淨身其外的觀察各種事情，執念太深總是會扭曲事情的本意。
不管是意識形態，抑或是認同與歸屬，回到源頭都能歸結成信仰，而人本來就是在信仰與信仰破碎鴻溝中身存，能夠在這之中俯瞰其下並且尋求處事之道，才是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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