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德政
帶著風格做一件危險的事，就是藝術。——查理．布考斯基
柏林，1976年。
一道高聳的水泥牆把城市劃成東西兩邊，東柏林在六月召開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各國代表一致推崇柏林圍牆對共產主義的貢獻，東德當局表示，將在夏天舉辦柏林圍牆豎立十五年閱兵大典，那道牆不只劃開了柏林，事實上它是把西柏林整個包圍起來。
實用作為一種象徵，這很德國。
同一個月，西柏林舉行柏林影展，金熊獎頒給了美國導演勞勃．阿特曼（Robert Altman）的作品，大島渚的《感官世界》則因內容太過露骨，首映前遭警方查扣，無法公播。當屆競逐金熊獎的參賽片還有一部叫《天外來客》，大衛．鮑伊（David Bowie）的電影比他的人，先到了柏林。
鮑伊在1970年代中期墮落成自己都不太認得的搖滾陳腔濫調，移居洛杉磯的那幾年，洛城成了一座巨大的古柯鹼泳池，他成天泡在裡面，人益發蒼白與削瘦，掌管記憶的細胞和造字能力一同從身體上剝離。他寫不太出歌詞了，現實與妄想交織在一起，疊成孤獨的夢境，他躲在裡面。
他在神祕學家阿萊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的詩句中尋找讓人麻痺的物質（克勞利也是曾率隊攀登K2峰的傢伙），在客廳裡架起祭壇，期待黑魔法現身。挽救一個走火入魔之人唯有一種手段——用更神祕的事物讓他清醒。被高牆鎖住的柏林像一座孤島，鮑伊很想跳進去看一看，這是藝術家的求生本能。
他和另一個偏執狂伊吉．帕普（Iggy Pop）先到法國的城堡錄音，讓自己從毒癮中慢慢復原。城堡當然鬧鬼，兩人在深夜交換著鬼故事，一邊錄完帕普的《白痴》與鮑伊的《低》，拎著接近完成的工作帶逃到柏林，替專輯收尾。蕭瑟的秋天，灰濛濛的街頭，他們穿得像渡假中的特工，彷彿我倆沒有明天。
這不是第一對來到柏林的「西方」搖滾明星，保羅．麥卡尼（Paul McCartney）帶著妻子琳達與其他Wings樂團的成員，春天在布蘭登堡門西側的體育場辦了演唱會，還在圍牆邊的檢查哨舉旗拍照，旗上寫著「愚蠢的情歌」，不無挑釁的意味——鐵絲網上就架著機關槍。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湯瑪斯．曼（Thomas Mann）流亡時說過一句名言：「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德國。」
二戰後出生的德國一代人，是沒有父親的一代，他們的父執輩也許戰死，也許在創傷中老去，青年在沒有「典範」的社會中成長，國家的歷史在自己手裡斷裂開來。他們讀著阿多諾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思索如何在破損的生活中重建秩序，實驗的過程中，偏離成了常態，核心即是邊緣。
人人都是荒原上的異鄉人，在文明的縫隙找突破的位置，而荒原一到夜晚就變成迷幻的溫床，開著一朵朵奇花。
鮑伊不只在這裡找到他渴求的「歐洲感性」，還找回他失去的語言：一個嶄新的語言，以全然印象派的方式，將地景、聲景和內心情狀三者合而為一。他甚至尋得一處完美的犯案地點，就在道德模糊、前衛與通俗混沌難分的創作場景裡，把敘事者給殺掉！
這麼低調（Low Profile）的手法，不會有人發現吧？
德裔美國詩人布考斯基形容海明威用槍把自己的腦袋轟到牆上「很有風格」，而讓鮑伊深深著迷的三島由紀夫，政變失敗後選擇切腹自殺。極端的處境常令創作者鋌而走險，有時以一條命為代價，鮑伊當時的精神分裂反過來救了他，他不用真的殺死自己，只要埋葬那個代理人——在華麗搖滾劇場裡幫他說話的角色。
直到《低》之前，出道十多年的鮑伊不曾錄製過一首演奏曲，他是寫詞的能手，善於在歌曲中創造分身，那些不尋常的「演員」以第一人稱的視角穿過鮑伊的心靈迷宮，拾撿日常的遺跡，留下戲劇性的切片。
暫時失語的鮑伊，在柏林放下了說話的渴望，《低》有半數以上的歌都沒有歌詞，即使有詞的曲目，文字飄浮而簡約，他用疏離的聲音唱著，像站在退潮的沙灘上喃喃自語。身分的瓦解，情節的不復存在，《低》充滿朦朧碎片化的聲音特徵，沒有敘事，自然就沒有結局。
在製作人托尼．維斯康蒂（Tony Visconti）與另一號革命性人物布萊恩．伊諾（Brian Eno）的協助下，錄音室本體作為一種樂器——或者，一架航空器，它飛過圍牆，在未知的軌道上探索聲響的質地與意識的流體。〈華沙〉（Warszawa）的東歐風味、幽靈般的吟唱聲，可以是《大開眼戒》性祭典的配樂；〈哭牆〉（Weeping Wall）的迴圈式電子脈動是他和史蒂夫．瑞奇（Steve Reich）的量子糾纏；收尾曲〈地下〉（Subterraneans）則將午夜的氛圍摹寫得淋漓盡致，那段薩克斯風就是鮑伊本人吹的。
將「流行」轉回自我的層面，讓方向成為浮標而不是目標，整張專輯浸滿懷舊的未來感，像在紀念一個尚未發生過的事件。
1980年代鮑伊彷彿大夢初醒，走到前衛與通俗的接合點，變回體育場裡呼風喚雨的巨星，並接演大島渚的《俘虜》。一如他在專輯裡唱著的：「我住遍了全世界，我離開了每一個地方。」《低》是他生涯最重要的一次過場，也是那趟柏林旅程的負片——只有出發和到達，沒有途中。
整個英倫後龐克（Post Punk）世代都從《低》的基調上誕生（Joy Division最初就名為華沙），從OMD（Orchestral Manoeuvres in the Dark）到Nine Inch Nails，不同流派的樂團用力模仿著《低》崩塌的鼓聲。〈總是撞上同一輛車〉（Always Crashing In The Same Car）孕育出Pulp經典的旋律，〈做我的妻子〉（Be My Wife）教會Blur如何編一首曲子，而Radiohead那首黯淡的〈Treefingers〉，本質上是對《低》B面的描摹。
但再沒有誰能和鮑伊一樣，用一張如此美麗的專輯，創造出如此陰鬱的內在宇宙，就像巔峰過後的感覺，一切都在倒退，一切都在下沉。
（本文收錄於潮浪文化出版《低——大衛．鮑伊的柏林蛻變》導讀｜用一張唱片謀殺自己——陳德政）
TEXT by 陳德政｜作家，酒吧DJ，城市與山林的步行者。
書籍介紹
本文收錄自《低——大衛．鮑伊的柏林蛻變》
出版｜潮浪文化
作者｜雨果．威爾肯
翻譯｜楊久穎
「我住遍了全世界，我離開了每一個地方。」
——《低》，大衛．鮑伊
鮑伊告別華麗時期，開啟搖滾新頁經典之作。台灣首本剖析大衛．鮑伊音樂創作轉型風格樂評專書。探索創作心靈，重回柏林三部曲現場，搖滾變色龍的蛻變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