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三個多月的躲避追捕期間，我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盡可能地獲取信息。獲取信息的工作對我而言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一方面有助於準確判斷當下的中國大陸政治局勢，從而了解自身處境的危險程度，另一方面有助於決定如何採取下一步的行動。
我獲取信息的渠道之一是，閱讀中共官方的報紙和收看中共官方的電視臺新聞節目。中共官方的報紙通過郵局發行，北京以外的民眾都無法閱讀到當天的報紙，因而電視臺的新聞節目就顯得更為及時，也就更受到我的重視，幾乎每天必定按時收看中央電視臺的午間新聞聯播節目和晚間新聞聯播節目。當時中共官方的報紙和電視臺的新聞報導內容主要有二，一是所謂的北京「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真相，抨擊所謂的「動亂分子」和「反革命暴亂分子」的罪行，同時大肆宣傳和表彰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在北京所謂的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功績；二是通緝和抓捕所謂的「動亂分子」和「暴亂分子」，以及所謂的「動亂分子」和「暴亂分子」投案自首。令我至今記憶猶新的一則消息是，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主席萬新金在山東省平度市投案自首，因為萬新金是我在中國政法大學的同事，與我同時於一九八六年夏天到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任職。萬新金是山東省平度市人，一九八六年夏天畢業於曲阜師範大學歷史系，獲得碩士學位。
我獲取信息的另一個渠道是，收聽境外電臺的廣播節目，主要是收聽美國的「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節目和中華民國臺灣的「中央廣播電臺」的新聞節目。相比之下，我覺得在內容方面中華民國臺灣的「中央廣播電臺」比「美國之音」更豐富，更吸引人，因而也就占用了我比較多的收聽時間。記憶所及，當時境外電臺的廣播節目比較多的內容除了關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血腥鎮壓的情況，以及中共當局通緝和抓捕所謂的「動亂分子」和「暴亂分子」的信息，還有就是美國等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政黨、政府和議會對一九八九年天安門血腥鎮壓事件的強烈譴責，以及對中國大陸官方採取了各種制裁的信息。
通過收聽境外電臺的廣播節目，我獲知許多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重要參與者紛紛逃離了中國大陸，其中包括嚴家其、蘇曉康、陳一諮、萬潤南、吾爾開希、李錄等人，我為他們的成功逃離而感到高興。另外也獲知更多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先後被捕，其中包括陳子明、王軍濤、王丹、包遵信、劉剛等人，陳子明和王軍濤是我熟悉的朋友，王丹和劉剛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期間與我曾經相遇，包遵信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一九五九級的學生，即古典文獻專業的首屆學生，當屬我的同門大師兄，我為他們的被捕傷感不已。境外電臺讓我記憶深刻的一則消息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聯絡部部長張鋼在偷渡抵達中華民國臺灣後遭到拘捕，並關押在拘留中心，張鋼對外聲稱在拘押期間遭受到不合理的對待。當時我對張鋼在中華民國臺灣被拘押一事感到震驚，非常不理解，從而也影響到我後來在逃離中國大陸的時候沒有將中華民國臺灣作為逃亡的目的地。
我在躲避追捕期間收聽境外電臺的過程中，喚醒了諸多年少時的記憶。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共當局嚴厲禁止民眾收聽境外電臺，收聽者會被以「收聽敵臺」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短波收音機是被管制的用品，出售短波收音機的零組件和修理短波收音機都隸屬於特殊行業，受到公安部門的管制。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雖然取消了收聽敵臺的罪名，但收聽境外電臺還是屬於政治性問題，收聽者還是有相應的政治後果。此外，「美國之音」和中華民國臺灣電臺對中國大陸的廣播始終都受到中共官方的強力電波干擾。
由於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前絕大多數民眾的家中沒有短波收音機，短波收音機屬於奢侈品。由於我父母都是所謂的「革命幹部」，父親還是領導幹部，因而家中有一台短波收音機。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我父親成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在政治上成了監管對象。有一天深夜，一群佩戴紅袖標的工人民兵持槍闖入我的家中，聲稱是奉民兵指揮部之命例行檢查，其中一位工人民兵發現短波收音機之後特意用手摸了幾下。年幼的我悄然詢問父親，那位工人民兵為什麼要用手去摸短波收音機，父親回答說，那位工人民兵是查核是否有人在深夜使用短波收音機收聽敵臺，如果有人使用短波收音機，短波收音機就會有熱度。
我年少時經常打開家中的短波收音機收聽廣播節目，在轉臺時常常會偶遇中華民國臺灣的廣播電臺節目，播音員的聲音極其清晰，絲毫感受不到中共官方的電波干擾，這是由於溫州地處東南沿海，與隔海相望的臺灣距離不遠。每當遇到中華民國臺灣的廣播電臺節目，出於強烈的好奇心，雖然心中具有收聽敵臺的恐懼感，但我總是會聽上幾分鐘再轉臺。中華民國臺灣電臺播音員的聲音甜美溫柔，與中國大陸電臺播音員慷慨激昂的聲音截然不同，讓我感到十分新奇，也有些喜歡。後來我不用去聽廣播內容，只要根據播音員的聲音就能判斷是中國大陸的電臺還是中華民國臺灣的電臺。
一九七四年春天高中畢業後，我以知識青年的身份來到父親的老家平陽縣宜山區鳳江公社插隊落戶，在鳳江公社中心學校擔任民辦教師。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主動地、完整地收聽境外電臺的廣播節目，由於「美國之音」、「莫斯科電臺」對中國大陸的廣播節目在中共當局的強力短波干擾之下幾乎都聽不清楚內容，所以我收聽的都是中華民國臺灣電臺的廣播節目，主要是「自由中國之聲」和「空中之聲」的節目。「自由中國之聲」和「空中之聲」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提供了許多有用的信息，在我的人生歲月中留下了許多美好的記憶。然而由於政治和歷史的原因，直到很多年之後我才知道「自由中國之聲」是中央廣播電臺的節目，「空中之聲」是空軍電臺的節目。
作者》吳仁華 1989六四民運參與者，歷史文獻學者，著有《64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64屠殺內幕解密：64事件中的戒嚴部隊》、《64事件全程實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