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韓國短命戒嚴與北京戒嚴

（德國之聲中文網）一，香港人都慨嘆，多快速的撤回速度啊！如果當日林鄭也可以有這份魄力，即日撤回逃犯修例，便沒有後來的種種了。

當然，尹錫悅光速撤回，並非他「大發慈悲聆聽意見」，而是制度逼使他不能不撤回。韓國法律有規定，國會有權推翻總統的戒嚴令，這是制度規範逼使總統就範。香港嘛，好像沒有這種「立法會議員逼特首撤回」的權利，如果有，便是「顛覆政權」了。

二，原來議會被反對派佔領，的確可以鬧出很大動靜。尹錫悅發動快閃戒嚴，其實是因為國會「朝小野大」，在野黨完全佔據了過半數議席的能量，左右大局、指點江山，削減預算案、否定總統人事編制、彈劾不信任檢察官等等，都是尹錫悅覺得無法動彈、唯有孤注一擲的政治原因。

香港人恍然大悟，為何特區政府要把47人案置諸死地，為何北京如此恐懼戴耀廷的35+計劃，原來一旦立法會過了半數由在野黨把持，是可以搞出如此大的能量！

看來，還是北京眼光比較獨到，知道這種民主選舉結果非同小可，早就採取「戒嚴」手段取消選舉、拘捕異見份子，把這種動亂可能消滅於及時。韓國戒嚴於後，香港戒嚴於前，你看看成果是否完全不同？專制政權優勢，遙遙領先。

三，民主制度未必做到好事，但可以防止做壞事。韓國兒嬉政變發生，不少吃花生看熱鬧之人都會取笑「這是西方民主的胡鬧，票選出來的總統也像個瘋子，票選出來的議員也不做正經事，只懂削財政預算」。

對，這些批評都是有道理的，民選出來的政治人物，的確不能保證就會帶來好事，不能保證會為市民帶來善政；但很重要的一點，民主政體可以阻止壞事發生。

譬如今次的戒嚴，總統單方面宣布戒嚴軍管，如果按照戒嚴令的內容，則遊行、集會結社、自由媒體出版都會全部受管制，這對人民而言，絕對是壞事。

但為何這次沒有發生呢？因為韓國是民主政體，他們在經歷了漫長的軍管戒嚴獨裁年代後，痛定思痛，1987年修憲，規定戒嚴期間不得「解散國會」，國會議員也享有不被拘捕的權利，這才能保證國會可以行使推翻總統戒嚴命令的權利。

而媒體也要有自由報導的權利，即時把戒嚴的資訊傳出，然後公民自行判斷利弊好壞，再行使上街遊行的權利，及時作出反應，包圍國會，抗議戒嚴。

這些環節都是一個民主政體才能培養出來的制衡要素，於是才能制止壞事發生。你看看1989年的北京天安門學運，李鵬宣布戒嚴，因為沒有一個民主政體，沒有制衡機制，於是壞事發生，血流成河。這就是民主和獨裁的最大分野。

四，台灣社會要戒之慎之應對異見聲音。

尹錫悅把在野反對黨形容為「親北韓勢力」，因為李在明一直希望和北韓保持溝通對話。韓國輿論都認為，尹錫悅不應該把反對自己的聲音都視為犯罪份子看待，更遑論要用戒嚴軍管方式應對。

無獨有偶，台灣的民進黨團在韓國戒嚴發生之初，也曾在社群平台貼文，提到台灣的國會被「暗黑惡勢力侵蝕」，引來民進黨是否也挺戒嚴的質疑。

過去台灣政壇有這種看法，就是認定了國民黨和民眾黨都是共產黨的大外宣，也對許多批評執政黨的聲音都定性為「認知作戰」。這種政治上的理解如果拿捏不好、平衡不慎，就可能演變成尹錫悅這種「走火入魔」的思維，會動用戰時狀態戰時手段去處理這些政治上的聲音。畢竟台灣也走過白色恐怖的戒嚴時代，誰也不想「一夜回到解嚴前」。

五，證明韓國多套影視作品都以光州事件做題材，是很有遠見，因為要時刻牢記歷史，才不會重覆歷史。

曾志豪是香港媒體人，曾任職香港電台，擔任時事諷刺節目《頭條新聞》主持人。目前旅居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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