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非法統治香港25週年，香港曾有的少量直選已經完全喪失，更多的公民權利被剝奪，在這些方面香港與中共統治的其他地區趨於相同。分析中共和英國政府造成香港今天的困局是民間奪回未來的起點，尤其應探討近年來香港社會運動的口號：光復與革命，分析這些口號承載的歷史和現實以及相關問題。
早期討論光復與革命關係的文章刊載於1905年的《蘇報》，章太炎為<革命軍>作序：「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復」。章太炎將排滿稱為光復，而不是革命，以排外民族主義作為社會動員的方式，排滿和光復是他參與建立光復會的主要宗旨。章太炎的主張與初期的興中會和華興會（後合併為同盟會）有關民族主義的論述非常類似，不同之處是同盟會在辛亥革命前夕不再區分光復和革命，而是將其對應於民族和政治，將光復和革命論述結合起來。香港曾是同盟會活動的重要基地。從2010年代開始，香港社會運動的口號繼承了不少辛亥革命時期同盟會的口號。
1. 光復和革命在香港出現的背景
在香港150多年的殖民統治時期，英國政府為保有在華經濟特權集團利益和保持香港殖民地位，在政治上一直否決香港人的普選權，在經濟上限制香港產業發展，使其不能與英帝國中心的核心產業競爭，外交上實施經濟利益至上的機會主義政策。英國政府是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西方政府。1972年3月，中共在牟取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5個月後，從聯合國非自治領土名單中刪除了香港，以此否決香港人民的自決權。英國政府默認了中共的做法，這是中共和英國政府在專制擴張與維持經濟特權集團利益合謀中剝奪香港人民權利的開端。
1970年代末，中共和英國政府開始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繼續以往的交易，談判過程排斥了香港民間要求普選人士的參與。《中英聯合聲明》沒有任何保證普選產生香港議會和最高行政當局的具體程式和日期。從1982到1988年，英國政府無視香港社會直選的要求，依照中共指導換取英國商業集團的利益，以操控和偽造的民調結果將直選時間從1988年拖延至1991年。1991年開始立法會的直選議席一直少於功能組別和選舉委員會產生的議席，這種少量直選和上層操控模式一直持續到1997年。在政權移交後，中共延續了這種模式，並逐漸以「愛國者治港」全面操控了香港政治權力，在經濟上轉移和虛弱了香港產業對中共控制重要產業的競爭優勢，限制香港社會自主決定經濟發展的模式，逐漸將香港整合進入粵港澳大灣區，使香港完全淪為中共帝國控制的殖民地。
中共為保證香港作為投資、金融、貿易、運輸和資訊的重要樞紐，保持與西方緊密的經貿關係，獲取新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口岸，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五十年不變」為口號，減少香港社會對中共的抵抗，以經濟利益籠絡香港和民主國家精英，使民主國家對香港政策僅流於模糊修辭。
在六四屠殺後，更多香港人對中共統治缺乏信任，但是香港社會仍然對中共和英國政府的「一國兩制」等宣傳缺乏認識。「一國兩制」最早是中共在1950年代對西藏實施的制度，名義上保留原來西藏的政治制度，實際上以逐漸佔領和殖民將西藏納入中共體制。
2.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中共在最初統治香港的十年，逐漸蠶食公民權利並完全否決香港人的普選權利。此後，更多的香港人認識到普選不能依靠「袋住先」和談判，開始建立自我認同的論述，進行社會動員，「光復」是動員的主要口號。「光復上水站」出現在2012年上水站示威中，抗議香港必需品被搶購。 隨後數年，抗議活動使用「光復」日趨頻繁。本土派人士也以這個詞條論述「光復香港」和「香港城邦」。
要求真普選的雨傘運動被鎮壓後，必須進行有強度的抗議成為香港社會運動的策略，包括在目標上尋求香港完全自治，或要求香港獨立。從2016年的「魚蛋革命」開始，對抗制度的抗議成為運動的策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來自梁天琦在2016年競選立法會議員的口號，為此梁天琦被取消參選資格並被判刑。 不過，中共的打壓反而使這個口號被更多的年輕抗爭者所接受。 2019年的抗議更是以這個口號建立反抗的共識。
3. 革命需要去殖民化，這與爭取普選和自決密切相關
香港社會長期缺乏殖民化與英帝國和中共帝國統治關聯的討論，這種匱乏導致了認知局限，尤其阻礙了對去殖民化與普選和自決政治意識之間關聯的認識。 歷史上，「一國兩制」或「一國多制」經常是帝國對宗主國和殖民地採用有差異的統治方式，服務於帝國霸權、特權和專制階層。 「一國一制」、「一國兩制」或「一國多制」是誰的話語、誰有主導權的問題。 中共和英帝國合謀的「一國兩制」是對中共統治下人民和香港人的雙重歧視，其邏輯是中共統治下的人民不反對專制，香港人只欣賞資本主義而不需要民主。
如果「光復香港」僅指驅逐沒有合法性的中共政權，恢復英國殖民地時代的香港，那麼香港人民仍然沒有自決權和普選權。如果光復是以排外為宗旨，更是重複辛亥革命以來排外民族主義的問題，這種民族主義也是中共建構漢族沙文主義「中華民族」的來源和組成部分。
中共帝國已經植入了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現在的國際影響遠超過清帝國，其操控方式也與蘇聯和毛時期的冷戰時代有很大不同。 因此，命運自主的香港身分認同需要瞭解不同帝國的歷史和現況，觀念上去殖民化是爭取自決和民主的一部分。社會動員不僅需要階層深耕，也需要連接其他被壓迫人民的反抗，自決和民主既是本土抗爭也是國際抗爭，普選和自決的實現需要思想和方法的反思與更新。
作者》 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