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共的一個謊言。
首先，從命名權看，這是一個謊言。新年送大禮，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中心1月2日在北京成立。在揭牌儀式上，中國外長王毅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的重大原創性思想，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
聲稱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當今某人的原創思想，就跟說吃飯睡覺是某人的專利發明一樣荒唐。大同世界、空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聯合國、地球村……這些從古至今未曾斷續的觀念和構思，不都是在談人類命運共同體嗎？
“沒有人是自成一體、與世隔絕的孤島”
中共的敘事本身就前後矛盾，一方面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方面又聲稱習近平發明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完全不在乎馬克思和恩格斯怎麼想——這兩位被供奉在全球共產黨祖先牌位上的先驅者，1848年就在《共產黨宣言》的末尾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想到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並不需要等到一個不世天才來腦洞大開，但有些人說得詩意一些，更容易讓人記住。比如，英國詩人約翰·多恩（John Donne）在四百年前寫下《喪鐘為誰而鳴》（For Whom the Bell Tolls），詩雲：
沒有人是自成一體，
與世隔絕的孤島，
每一個人都是廣袤大陸的一部分。
……
每個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傷，
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
所以，
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
它就為你而鳴。
到了二十世紀，美國作家海明威以“喪鐘為誰而鳴”作為一部小說的書名，並以整首詩作為題詞，讓它傳播更廣，膾炙人口。
新華社2016年的一篇報道說，“習近平熟悉美國作家惠特曼、馬克·吐溫、傑克·倫敦，尤其喜歡海明威。”看來尤其喜歡也沒讓他讀明白，這首詩的意思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如果說受制於時代局限，約翰·多恩在這首詩裡寫的“人類”還主要是指歐洲白人的話，那麼到了二十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立的“國際聯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展成為“聯合國”，以及各類國際組織，在理念上已經是包括全世界所有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了。
中共宣傳盜用西方既有觀念和術語，然後進行篡改和扭曲，包裝成推銷專制政治的口號，早已經不是第一次。比如，多元包容是西方冷戰之後的一個主流價值觀，指的是在民主自由社會中，對各種不同的政治立場、文化習俗、性別取向、宗教信仰等等的承認和尊重，但是中共宣傳挪用過去，扭曲成了相反的意思：要求世界各國“包容”自己建立專制政權，打壓不同的價值立場、公民社會和異議人士。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宣傳話術
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運作，在中共的宣傳中，這更是一個謊言。
王毅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這一時代課題給出的中國答案。“中國答案”是什麼呢？同一天，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求是》雜志刊登習近平兩年前的講話《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稱中國式現代化展現不同於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迷思。“新時代以來‘東升西降’、‘中治西亂’的鮮明對比，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選擇。”
原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含義被扭曲成了推廣“中國式現代化”。所謂“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宣傳話術。就跟把醫學分為中醫和西醫一樣，它把現代化分為中國式和西方式，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名，行反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實。
正如中西醫的實質區別是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中國式現代化和西方式現代化的實質區別，是傳統專制與現代民主。把傳統專制稱為現代化，這本身就和現代化的通行定義是矛盾的。
中共宣傳試圖說服人們，沒有人權、自由和民主，同樣可以實現物質現代化。對於這一點，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教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學教授羅賓森（James Robinson）早就給出了答案：長期的經濟增長靠的是民主與法治的社會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而不是極權專制的社會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經濟制度）。（參見《長平觀察：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十年前就讓中共不高興了》）
“倘一人為奴隸，則舉世無自由”
其實，人們從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分析方法，都可以得出類似的結論。《共產黨宣言》中說，“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1963年，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在柏林發表了一個著名的演講，其中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他說：“自由不可分割，倘一人為奴隸，則舉世無自由。”
近幾十年來，國際社會對於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想有過很多實踐探索，包括組建聯合國維和部隊、國際法院、世界糧食計劃署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等。在2019年武漢爆發新冠疫情之前，世界衛生組織（WHO）被認為是比較成功的合作，在防治全球傳染疾病方面功不可沒。比如，2014年爆發的埃博拉病毒，就得到了及時的控制。
為什麼呢？因為埃博拉病毒雖然厲害，但是它“不幸”出現在非洲小國，在那裡沒有一個號稱要“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權來阻止國際專家的介入。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網站的記載，“幾內亞衛生部於2014年3月13日發布了首個關於不明疾病的預警。同一天，世衛組織非洲區域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以拉沙熱為疑似目標正式啟動了突發事件管理系統”，“3月14日至25日，在幾內亞衛生部、世衛組織非洲區域辦事處和無國界醫師組織人員的參與下，開展了一次重要調查，對基西杜古、馬森塔、蓋凱杜和恩澤雷科雷等市進行了實地考察”。
2019年，新冠病毒“有幸”在中國武漢爆發，中國政府先是隱瞞疫情，隨後又阻止國際專家進行及時而獨立的調查。疫情蔓延全球各地，肆虐時間長達三年，導致至少700多萬感染者死亡，世界經濟遭受重大打擊。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既然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中心在北京掛牌了，那麼世界衛生組織是否可以再次派遣國際專家，前往武漢完成對於新冠病毒源頭的獨立調查呢？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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