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毛鄧兼用的習近平為何陷入困境

（德國之聲中文網） 前段時間，中國官方最熱鬧的一件事就是高調紀念鄧小平誕辰120周年，民間也有些文章解題發揮，回憶，懷戀，希望回到過去稍寬松些的環境。但整體上，社會似乎是冷漠以對，無感，譏諷，同時，有些人則是熱衷關於習的種種傳聞；一種普遍的迷茫，無力，甚至是絕望的氛圍在彌漫，除了些指鹿為馬，厚顏無恥的御用“學者”文人依舊在那裡為領袖與中國的前景大唱贊歌，人們其實明白，中國已經陷入困境，而這首先是與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執政路線陷入困境有關的。

毛做錯了什麼，鄧做對了什麼

十多年前，經對習近平執政一年的觀察，筆者在一篇題為“危險的政左經右——談近來中共的執政取向“ （2013年9月）的評論文章中斷定，如果習想搞些“政左經右“（那時經濟上提出讓市場倒逼政府，國家退出不該佔有的領域，給民企更大自由，上海自貿區出台，政治上卻開始收緊言論，批憲政，推崇毛……），只能證明“他對現代文明的本質毫無體認，本質上是毛精神上的傳人；也就很難指望他主導的改革從根本上能很好地解決中國這個時代的課題”。稍後，又在幾篇文章裡對習近平的執政做出如下歸納：他試圖“以毛糾鄧，毛鄧兼用，毛鄧互補，打通毛鄧“，推行一種”新毛主義的執政路線“，最終成就自己的政治路線與歷史地位；但筆者當時也明確預言說，這注定會失敗。

其實，道理也非常簡單：毛的政治是不給人們自由的政治；鄧的路線是給人們部分自由；毛的政治造成的災難肇因於此，鄧路線的成與敗也是由此而來——成，是因為人們獲取了部分自由，經濟得以發展，社會開始活躍； 敗，是因此種改革，人們缺乏公民的完整權利，權力得不到監督，法治不得彰顯，新聞沒有自由，腐敗必猖獗，發展定扭曲，從而吞噬發展的果實。如果要改變這種狀態，就需要跳出鄧的模式，用全面改革來糾正不完整改革帶來的問題，而不能用改革前的方式解決改革帶來的問題；用毛限制人們自由的方式來修補自由不完整帶來的問題，如此，最後只能是將即便是由這不完整自由帶來的某些成果也毀掉。

歷來，中共的領導人都有一種工具性利用前人思想與政治權威的習慣， 從毛到鄧再到習皆是如此。毛工具性地使用馬克思主義奪權，用一套從列寧、斯大林那裡借來的現代術語、組織方式，以革命、階級鬥爭、歷史規律來修飾論證其本質是造反、打江山的事業；混雜著民族主義訴求，以洪秀全般扭曲俗用基督教的方式利用帶宗教色彩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摻拌中國民間宗教傳統，打造社會與政治動員的精神資源，一切以奪權，贏得權力為目的。只是獨掌大權後，那種現實工具主義相當大一部分逐漸被一種獨裁者常因權力不受限制所衍生的虛狂烏托邦想象所替代，對社會進行某種激進改造，絕對地限制人們的自由，造成天怒人怨，災禍連連。

鄧也是工具性地使用毛，但意識形態色彩相對淡化，事實上是虛置毛、背離毛，只是在維系黨與政權的權威，獨佔的合法性，威懾社會時才又用毛。“鄧小平做對了什麼？”（周其仁語），其實根本的答案是他不做什麼，讓社會休養生息，賦予人們以某種自由，從毛式的統領一切、干預一切的極權政治後撤，給社會讓出空間。江胡則是蕭規曹隨，跟著鄧的腳步發財致富，不折騰，該做的也不做，自己少麻煩，執政集團權貴分贓，皆大歡喜，普通人則跟著享受增長階段具有中國特色的“滴漏效應”，獲取某種好處。只是，這種“滴漏”因各種因素，特別是權貴的利益壟斷，結構固化，國進民退，經濟失衡，效益遞減，加之其他的內外經濟的與地緣政治因素，增長乏力，最終走到難以維系的地步。

而這說到底又與鄧做錯了什麼有根本的關系：他利用毛，否定毛不徹底，固執地保黨的政治獨佔，改革只具富國強兵的工具意義，不將構建一個現代文明為改革的根本目的，不肯賦予公民完整的權利，“六四”屠殺葬送中國和平漸進地邁向一個自由的法治國家，建設一個可以調整社會階層利益的民主體制的機緣，改革共識崩塌，腐敗泛濫，道德頹敗，利益分配失衡，民粹的氛圍累積，……便都為習近平式人物與政治的出現准備了制度、社會、心理上的條件。鄧路線的內在缺陷，鄧自己的政治選擇為否定他自己及其締造的事業培植了土壤，准備了條件。設想：中國的政治改革，法治建設，新聞自由如能有些進展，豈會有習近平的今日？

習又做錯了什麼

因鄧式改革已捉襟見肘，陷入困境，三十多年借經濟的增長產生的新興社會力量以及具有新意識的人們渴望突破這種既有的鄧式框架，以便為中國的未來再造新局；但從中共保持權力壟斷的角度看，這種現象又意味失去權力的危險。至於社會上的民粹情緒則急迫地希望消除那些鄧式改革帶來的種種負面後果，並不特別在意主政者將以何種方式消除積弊且這種方式會帶來何種後果。 是在這種背景下，出身元老家庭從來就認為權力天然是他們的禁臠的紅二代習近平，便依托中共的接班人體制，在“還是自己的孩子可靠” （陳雲）的權力繼承的合理化論述下自然地登台出場，以保江山，打造新式紅色帝國為己任，固權、整黨、肅貪、查弊，打壓社會力量，從文化到社會乃至經濟，系統地壓制自由空間。執政十多年來，其主軸整體上講便是對鄧的“糾偏”。這幾年官方的決議，對其贊頌之辭也多少是以此為基調的，所謂習“挽救黨，挽救軍“，”保持了紅色江山“雲雲，都是不言自明的對鄧的批判。至於習近平治下前幾年經濟上量的續增，”上了新台階“等， 其實不外乎是以往時代的政策及積累的慣性造成的，大體上是與習近平的政策無關的。

延伸閱讀——習近平到底是怎樣的人？

本來，習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依托新生的社會力量，以另一種方式糾偏，徹底否定毛，也否定鄧該被否定的部分，升級改革2.0 版，推進改革，深化改革，賦予公民更大的權利，由此給改革注入新的動能，即便是不能一步到位，但至少應該給人以這種方向感，一種希望，那中國依舊會呈現某種活力，哪怕是因中國力量的壯大引發某些國家的擔心，增加些摩擦，國際地緣政治環境也不會有根本性的惡化，因為中國畢竟給人印象似乎在向共享普世價值的道路上前行。但習近平卻做了另一種選擇，以重拾毛的方式來為鄧糾偏，對鄧該否定的部分不否定，反而變本加厲，向毛急劇回歸，同時否定鄧不該被否定如贊同市場的部分。當然，作為一個接收地道的毛式教育，在中共體制中成長、被形塑、且佔盡諸多制度好處的政治人物，從年輕時起毛就是他們那代人神般的偶像，心理依戀的“父親”，一旦掌權，啟用毛的政策，仿效其言行，捍衛毛遺留的制度，也是有很大概率，符合邏輯的事件。習近平的思想與政治局限是與毛的教育與政治體制息息相關的，他的意識形態化思維，恰與鄧的實用風格相反。而鄧這方面的特質，除與個人的性格，接受的教育，早年以及在中共體制內沉浮的經歷有關外，也與其戰爭年代的經歷有關：一個領兵作戰的人，是不能有那麼多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的；戰爭以勝利為目標。

但習近平也有其工具主義的一面。他畢竟是在鄧時代的過來人，也是得到改革開放政策的益處的。他知曉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什麼，意味著什麼，也深知放棄改革開放對中國可能帶來的負面後果，因此，他也不願丟棄鄧。更何況，對這位領教過文革，失去權力的滋味以佔有權力保有權力為一切的人，也明白丟了鄧政策帶來的壞處，可能受到的政治壓力。只是，他要面對鄧式改革帶來的負面問題，但卻對其到底出自何處，怎樣根治沒有清醒深刻的認識，他工具性地利用毛與鄧，想當然地認為將毛極權式的社會與政治管理，意識形態與鄧式的半自由改革開放模式混雜在一起，打通其間隔，為其所用，就可打造一個與毛、鄧比肩的新政治、新時代，開辟一種新局面，重建一種有鄧模式造就的經濟能量為基礎的新毛式意識形態化社會。但因為對毛鄧兩種治理方式的內在深刻矛盾，不兼容性缺乏體認，對今天世俗化了的社會與他習慣的那種意識形態統御規範的社會生活之間的不同完全不了解，“既要“改革的正面結果，”又要“文革式的管理與某些意識形態 , ——那種這幾年在官方文件中大行其道的“既要，又要”語式，從一個側面反應了習的這種思維上的膚淺與混亂。改革是因文革而起，需要改革的是文革，但他卻夢想用改革對象的文革來糾偏改革，重新定義改革，結果只能是取消改革。

毛是有其極權主義的完整邏輯，鄧也有其威權性統治的自洽邏輯，盡管兩者從道德上與政治上最終都會積累下崩塌的因素，但至少在一段時期是有其政治運作的邏輯的。而習近平的雄心是因為要將兩種邏輯融合打通，結果走向一種不符任何一種邏輯，沒邏輯，不倫不類，進退失據的狀態——因為你不可能一方面要繼續增加經濟的活力，自由市場的好處，那只能靠自由的拓展；同時又要嚴控社會，限制自由，統一思想，享受毛號令天下的威風。當初筆者就曾預言，毛鄧兼用，政左經右最終因其內在的矛盾，只能歸向一極：走向毛，政左經也左是某種邏輯的必然。因為一種政治是不可能那樣不內洽，長期承受指向相反的背離的政策邏輯的。那也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意識形態上的“精神分裂“。

十年來的歷程，已經印證了這一點，而中共的“意識形態的精神分裂”“新思想僵化” 的狀況近幾年發展到何等程度，人們不妨去閱讀一下這幾年官方的一些決議文件，習的一些包括此次在紀念鄧小平誕辰上的講話，便可以清楚地感到，一種機械的、板塊般、內在矛盾的思維模式和語言已經浸透整個中共的思維，已不再有曾經一度有過的某些語言的生動，中共這龐大的軀體正在日漸僵硬，干枯，宛如靈魂出竅，毫無方向，茫然跟隨著一個除對自己的權力有高度敏感之外已日漸失去對外界及未來清醒認識的領導人機械地走下去。

告別毛鄧習，走向新未來

無論從打破現有僵局，以一種仍然具有官方合法性的話語來進行公共論述，借此批判習的策略考量，還是真誠地去嘗試客觀評價鄧小平後文革時代推動改革的歷史功勞，人們今天去闡釋鄧，贊揚與懷戀鄧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畢竟要清楚，這只有暫時的意義，如前文所說，今天的局面，鄧自身是要負極大責任的。對鄧模式的檢討批判再審視事實上早已開始，鄧式的“改革已死”，少留戀以往的過去，而應更多地去探索未來，努力以不同的方式，按各自現有的可能的條件，積跬步，去准備未來。習近平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社會不滿加劇，國際環境惡化的形勢下，重新強調一下鄧，在“毛鄧兼用”中向“鄧”一方暫時的回擺，也多半應是權宜之計，絕不會有什麼大的效果，最根本的原因倒不是習是不是會真心放棄他這種“毛鄧兼用”的路線，放棄他那種虛妄的在永續的江山歷史中比肩毛鄧之念，而是鄧的模式本身也已到需要從根本上超越、再造，為此需要展開一場筆者稱之為“革命性改革”之時了，再造中國的制度架構，將賦予公民的完整的權利作為這“革命性改革”的核心，構建中國的現代文明。

中國需要徹底否定毛，否定該否定部分的鄧，更需要否定仍然堅持不該堅持的毛鄧的習。事實上，中國的這種對習的否定早已開始，從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打出“習近平下台”到上海清零時的回響，乃至最近湖南婁底方藝融的接力吶喊，都在在說明這一點，它已浮出水面，不再僅限於私人評議，已進入公共空間，贏得廣泛共鳴，在中國大地回蕩。這兩年不斷發生的各種不利習近平的有關其健康、權爭失利等傳言，其實在筆者看，多是不可相信的假消息。但這種假消息的不斷出現與廣泛傳播本身是真消息，反應著一種真實的社會心理與渴望：希望看到習近平早日退出歷史舞台，中國的改變到來。或許我們一時無法窺見什麼有型的改變力量，但我們可以確信的是變革的能量已在積聚，終有一天會澎湃而出，寫下新的歷史一頁。

張倫：長期觀察中國問題的政治學者，法國賽爾奇-巴黎大學教授，Agora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歷史與未來“網站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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