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曾讓人稱羨、具有優良傳統的研究環境，近 20 年已遭受嚴重挑戰，從科學期刊發表數量來看，已從 2005 年高踞世界第五強，至 2019 年跌落至第十名，並持續下滑。
近兩年爆發 COVID-19 危機，於法國學界更宛如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對比德國大學成功協助完成輝瑞疫苗；美國哈佛大學提供關鍵技術予默德納疫苗；英國牛津大學發展出阿斯利康疫苗──法國過去首屈一指、共有 8 位學者獲得諾貝爾獎的巴斯德研究院（Institut Pasteur），曾經研發人類第一個狂犬病、霍亂、鼠疫疫苗，卻在耗資大量經費後，於 COVID-19 疫苗競賽嚴重落後，最後羞辱性地被迫放棄所有研發。
法國學界內部人士進一步指出，巴斯德研究院當今從世界頂尖摔落，反映出國家研發不斷向下沉淪，而這還只是整體環境危機的「冰山一角」。
法國學界更於 2021 年封城解封後走上街頭，抗議政府無視其高教環境的每況愈下，已到存亡之秋。
亂象一：研究經費不進而退，研究員待遇被批「不道德」
法國高教與研究經費，其實常年穩定持平，然卻在全球激烈競爭中，呈現一種「不進而退」之情勢。
其研發經費近 10 年來，穩定佔 GDP（國內生產毛額）約 2.2%，雖屬先進國家水準，但不僅長期落後德國的 3%，近年更大幅落後具有曠世野心的後起之秀──如南韓的 4.5%、以色列的 5%。
雖然法國高教研究經費看似一直持平，甚至略為成長，然而考慮通膨和新興科技的倍增，其預算規模實質是每況愈下，尤其直接衝擊到的是研究人員之待遇。
相比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值，法國研究人員薪資竟只達 63%，如其著名的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具博士資格的研究員起薪為 2,300 歐元（約新台幣 72,500 元），於高消費的西歐，僅為最低工資的 1.2 倍，被先進國家公認為「不適當」（indigne）、「不道德」（indécent）之低薪水準，讓許多研究員甚至直接放棄生活費高昂的巴黎，自動選擇至外省就職。
亂象二：職缺僧多粥少，「流浪博士」成常態
法國研究員不但薪資少，職位更少，並歷年不斷縮減。
10 年來，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每年開出的職缺已遽降了 40%，以 2019 年為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只開出 250 個職位，卻吸引 4,712 位候選人，換算下來錄取率只有 5%。
如此僧多粥少的狀況，讓許多年輕博士變成「流浪博士」，畢業後平均需花費 5 年才能找到正職，就職年齡平均為 34 歲。然而，能找到教職、研究職的博士已經算是天之驕子，更多人的狀況是：於數年尋職挫折後（30 多歲還住在父母家）被迫轉行；而最頂尖的學者，則竭盡可能出走，畢竟英美以倍數計算的薪資、經費，更具吸引力。
亂象三：資源兩極化，導致少數學術「明星化」
法國學界不僅薪資少，研究經費更越來越趨向「兩極化」。法國研究機構經過十多年不斷「改革」，經費制度已從過去的「固定年度預算」，轉變為「不定期自由申請」。
如此改變讓學術研究資源不斷兩極化──重點領域能申請到的經費越來越多，冷門學門能拿到的資源越來越少，最終造成某種「學術明星化」的現象，使得極少數不斷拿到經費的教授，能集中所有資源吸引人才，排擠了其他領域的不同發展。
如此「不平等」之現象，不但讓法國學界當今「大者越大、小者更小」，更使絕大多數學者殫思極慮的焦點，從尋找「新知」，變成了尋找「經費」。
罪魁禍首：新自由主義政府的「教育改革」？
法國研究環境近年「不進而退」、「兩極化」、「不平等」的發展，其實主要都來自 10 年前國家政策「追求卓越」的教育改革：政府以光鮮亮麗的「自由競爭」之名，將基本薪資壓低凍結，讓學者必須達成可見績效，爭取看似無限的高額獎金，如此不但可有正當理由縮減政府教研預算，更可創造菁英中心價值，淘汰邊緣、拔除劣草。
如此新自由主義政府所夢想的「菁英化」，在法國學界最後卻造成「平庸化」──資源先天不足，有長期低薪、遇缺不補的病根；激烈競爭，卻是為了搶奪有限生存資源，導致鷸蚌相爭、相煎何太急的窘況；為極少數菁英學者造神，以犧牲邊緣領域為代價，最後菁英為追尋更誘人的條件，遠走他鄉。
法國學界不同於英、美有堅強自由資本支撐的傳統，而是長久以社會理念的國家政策支持。法國新自由主義政府意圖東施效顰，效法英、美「追求卓越」，放手教育預算「不進而退」，不但會持續侵蝕高教品質，且每況愈下的整體環境，更會造成菁英憤而出走，反而落入一種不斷自我耗損的「平庸化」循環。
在一日千里的新世紀變化挑戰中，法國學界正一步步流失人才、喪失國際競爭力，其研發疫苗的滑鐵盧慘敗，即是一葉知秋的當代警訊。
執行編輯：林翊婷
核稿編輯：林欣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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