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 Too」運動在台灣掀起一股巨浪，各界不斷湧現受害者，完美人設一夕崩壞、陳年舊傷瞬間撕裂，台灣社會正在集體療傷，也正努力重新學習性平意識、身體界線，希望不再有下一個受害者，也期盼每個人心中不再有難以啟齒的秘密。
＃Me Too浪潮席捲全台
台灣原創影集「人選之人—造浪者」講述面對激烈選戰，一群政治幕僚面臨各種艱難抉擇的故事，誰也沒料到劇中女主角遭到性騷擾的情節成為火種，推動台灣於5月底開啟「＃Me Too」運動，一開始先從政壇點火，之後一路延燒到藝文界、學術圈、教育界、醫界、演藝圈、體壇等，來自各界的受害人勇敢說出自己的遭遇，人數眾多、跨越多個年代，許多人此時才赫然發現身旁親友的心中也刻著傷痕，「＃Me Too」已不再是口號，而是每個真實存在的沉痛故事。
美國在2017年時便展開「＃Me Too」運動，當時蔓延至全球，卻未在台灣發酵，台灣遲至今年才掀起這波浪潮，除了因為「人選之人」戲劇的投射效應促使受害者站出來發聲，正值2024大選也是讓這波「＃Me Too」運動能真正燃起的關鍵因素。
5月31日一名民進黨前黨工在臉書上的長文對性騷擾開了第一槍，民進黨大動作處理此案，為受害者伸張了正義，這第一道浪並未在巨石間支離破碎，因而鼓勵其他隱忍多年的受害者陸續站出來，如後浪般一波接著一波。諮商心理師李玉嬋說：『(原音)這個可能就是在選舉期間，所以大家會正好有那個對手陣營會放大檢視，或者甚至所有的民眾都會認真去檢視這個所謂的候選人，因為你要成為一個公眾人物，我們就會用比較高的道德標準去看，那他的形象、他的樣子是不是如我們所想，所以這個時候正好又讓大家更願意在這個時候站出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一個時空背景，帶來台灣正好有這麼熱切討論，甚至有這麼多人願意站出來。』
不只天時、地利，人和也是台灣「＃Me Too」運動成功的關鍵。亞洲國家的個人權利意識不像歐美國家那麼強，但隨著時代與文化改變，現今社會整體氛圍已不同以往，過去總習慣先檢討被害人的文化已勢微，風向轉變、社會友善也讓被害人勇於發聲。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說：『(原音)其實5年前那個時候，我們看到有一些人說出來之後，下面幾乎都是責備、質問的比較多，所以社會的一個態度相對還是不友善的，但是5年後我們來看，是大概有一大半其實是支持的，甚至如果有酸民是說你為什麼這麼晚才講，就會有人來制止，說不要檢討被害人，所以我覺得那個社會的一個支持氛圍相對是友善的，所以我想這個是經過這樣子的一個整個變化、整體的一個社會氛圍。』
受迫於權勢 沒反應成正常反應
在台灣這波「＃Me Too」運動中，可觀察到絕大多數的案件都與權勢有關，根本原因仍在於兩性平權問題。在父權社會發展下，女性處於弱勢，雖然近年來性別意識高漲，但職場中男女權力仍未盡平等，居高位者大多為男性，吃苦忍耐的「DNA」讓女性在面對性騷擾時委曲求全。李玉嬋說：『(原音)有時候是我們自己對號入座認了這個位置，就是有淚往裡頭吞，有委屈就自己忍下來，所以為什麼那麼多「＃Me Too」會忍耐下來，很大一部分也是這種，你相信你沒有那個權力，你也認為你應該忍忍就好了，女生本來就是應該吃苦當作吃補、吃虧當作佔便宜，這些邏輯跟概念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底下，我們有點像是這種習以為常、反射性的思考的時候，你蠻難第一時間去做對抗跟say no的。』
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監事莊喬汝也指出，根據統計，性騷擾案7成以上發生在熟識的人之間，且以權勢性騷擾為大宗，在毫無預警及資源、權力不對等下，受害者在第一時間往往難以做出反應，事後便更不知該如何處理。許多被害人在遭到性騷擾後，都會經歷自我懷疑的過程，質疑自己是否太敏感、想太多，甚至幫行為人脫罪，認為對方不是故意的，在一連串自我質疑、自我否定後，加上欠缺證據，受害者往往選擇噤聲、淡忘。
雖然行政院將修正「性平三法」，但律師尤美女認為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無法解決「黑數」問題，唯有改變文化，才能減少性騷擾事件，因此，整個社會應該反思身體界線的重要性，並學習尊重他人的主觀感受。尤美女說：『(原音)我們要去強調的，每一個人都必須去尊重每一個人，而且你為什麼要隨便是碰觸別人？所以我們這裡說，你應該要去取得對方的同意，你要去隨便去碰人家，人家同意嗎？為什麼要讓你碰？對不對，所以我是覺得說這個也是一個新的文化的一個形成，讓大家重新去思考，不是我隨便我愛怎麼樣摸人家就怎麼樣摸人家，對不對，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界線的。』
正視自己有傷口 才能療傷結痂
風雨過後必有彩虹，「＃Me Too」運動為台灣社會帶來狂風暴雨，但也讓被害人長出力量，使整個社會更加茁壯。許多受害者原本打算把痛苦的經歷當作秘密，埋藏在心中一輩子，但「＃Me Too」運動給了他們莫大的鼓舞，理解到自己並不孤單，有許多人經歷過相同的遭遇、懂得自己的痛楚，整個社會也意識到性騷擾是多麼普遍的現象，以及對被害人造成的影響有多麼深遠。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伍維婷說：『(原音)我覺得至少現在大家都意識到性騷擾有多麼的普遍，然後不會再像過去覺得，唉，你會不會想太多，現在已經沒有這個想太多的氛圍，那我覺得大家也去慢慢的…可能還沒有這麼多人，但是慢慢的會意識到性騷擾對於一個受害人，他其實會造成一個不成比例的影響，就是說當我們在想說你只是被摸了一下，你又沒有受傷、你又沒有斷手斷腳的時候，好像很輕易，可是我們從這幾波這麼多人站出來，可以發現那個心理的創傷比他斷手斷腳還要更為嚴重。』
揭開的傷疤越多，需要癒合的時間就越長，「＃Me Too」運動陪伴整個社會集體療傷，但心理的傷終究得靠自我療癒。許多案件雖發生在多年前，但受害人至今提及仍情緒激動、甚至落淚，這些被害人很容易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腦海中可能會重現令人害怕、不舒服的感覺，甚至難以控制地不斷回想起遭性騷擾的畫面與經驗，影響睡眠與正常作息。
李玉嬋鼓勵被害人勇敢說出來，找一個值得信任、能同理自己的人傾訴，或是尋求專業協助，才能真正走出陰影。李玉嬋說：『(原音)譬如說很多的那個受害者，他其實最難接受的是他當時沒有say no、他沒有強力的反抗，他是事後才覺得不舒服，還來不及反應這件事情就結束了，所以他有時候會自責說，自己怎麼會這麼孬、這麼軟弱，然後就會一直停在那個自責裡面，那你如果是找心理師，我們就會協助你去做這件事，如何提供給自己一些安慰、支持，甚至用現在比較強有力、有知識的自己去協助自己，但不必然都一定要找專業人員。』
當然，也有許多受害者不願向他人提起遭到性騷擾，甚至向最親密的家人、朋友也難以啟齒。李玉嬋表示，「憋在心裡比較困難」，如果選擇獨自承擔，就要跳脫位置，當自己的心理師，安慰受傷、困惑的自己，也要原諒、接納不敢出面指控加害人的自己，啟動「知覺」系統，用各種想法與做法改變原有的「感覺」，練習在不舒服的狀態中具有回彈的韌性，幫助自己脫離痛苦。
說出秘密 盼不再有下個受害者
莊喬汝說：『(原音)曾經有一個被害人跟我講，他跟我說其實這件事情在我國中的時候發生就過了，當我畢業的時候我就決定把這個事情就帶在我心裡一輩子就過了，可是他說，幾年後我有機會碰到一個一樣是當年校隊的學妹，他就跟我講說，我就跟他聊天，發現他有一樣的經歷，他說那時候我好後悔我為什麼沒有講出來，那我接觸到的被害人其實都是這樣子的心情，他們走過那樣子的心路歷程，他們知道那個很痛苦、很孤獨，不會有人相信你。』身為律師的莊喬汝分享自己的實務經驗，她過去受理的性騷擾個案，提出申訴都不是為了獲得賠償或是想讓加害人身敗名裂，只是希望不要再有人經歷與自己一樣的路，因為他們知道那是非常痛苦、孤獨的心路歷程。
李玉嬋也認為加害者受到懲罰並不會讓受害者真正釋懷，很多受害者站出來只是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人受害，如果能讓加害者被打趴在地上，再重新站起來，成為一個真正懂得尊重別人的人，自己背負那麼久的痛苦才有一點代價。
「＃Me Too」運動不只賦予被害人力量，也提醒了許多行為人或是潛在行為人要更注意身體界線或在權力差距上的互動分際，不能忽略權力帶來的影響。莊喬汝說：『(原音)我就曾經碰到一個公司的高層主管跟我說，他說他也是一個很喜歡就是說約下屬在車上談事情的人，他說原來這個會讓人家很緊張，他說他從來沒有這個意識，那我覺得這樣也蠻好的，也就是說我覺得他讓可能的行為人明白就是說，或者是說他也許不是行為人，可是讓他明白說因為你握有比較多的權力，所以你常常會忘記了人家下面的人其實是在這樣的權力關係下面，有不得不服從的那個情況。』
雖然「＃Me Too」運動如星火燎原般不斷延燒，但無論專家、學者、立委或民間團體皆樂觀看待台灣這波「＃Me Too」運動帶來的影響，認為不僅能打破社會對於性騷擾的迷思，也意識到性平教育的重要性，除了應學會尊重他人的身體界線，在情感上更不能以自我為中心，認為「我只是怎樣」、「我也沒怎樣」，而忽略他人的感受，這將促成台灣社會良好的討論與對話，即使參雜少數惡意操作的個案，也不會阻止前進的腳步。莊喬汝說：『(原音)當然在所有的這個倡議運動中一定是進進退退這樣子，所以過去我曾經有被問到說，會不會被害人一多，然後大家就疲乏了，還是說如果這一波被害人裡面有1、2個是假的，那這樣我們怎麼辦？我只能說，所有的倡議活動都是進進退退，有時候往後退是因為他會再往前進，是為了再往前進這樣子，但是這波我想他對台灣社會帶來的正面的意義是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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