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念出版總編輯 鄭襄憶
如何寫出好作品？一般我們可能以為，創作者要有平靜的心，泡杯咖啡，放點輕音樂，生活過得悠悠哉哉的才會有靈感。今天來為大家舉個反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史坦貝克。
美國在一九二九年股市大崩盤後，進入了持續十年的經濟大蕭條，史坦貝克當然也跟大部分的美國人一樣，窮得苦哈哈。不只如此，他父母也在這些年間相繼病倒，他成了照護者，並且承受了喪親之痛。
但一九三○年代對史坦貝克而言，卻是寫作的黃金年代。原本默默無聞的他靠著《薄餅坪》（1935）走紅，又以加州流浪農場工人為主題，接連寫下知名的勞工三部曲：《背水一戰》（1936）、《人鼠之間》（1937）和《憤怒的葡萄》（1939）。
他的人生故事告訴我們，就算生活很忙很亂很慘，用心觀察生活，然後，寫，寫，寫就對了！
生活在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失業、勞資衝突激烈
一般認為，1929年的股市大崩盤為經濟大蕭條揭開了序幕。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四」至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間的股市狂跌，導致投資人數十兆美元瞬間蒸發。股市狂跌重創經濟，逼得上千家銀行關門大吉。眼看經濟即將陷入衰退，當時的美國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選擇出手救銀行業、借錢給鐵路或保險等大企業，他相信挹注資金給經濟金字塔上層，就能力挽狂瀾，至於窮困的失業民眾只能自求多福，或求助於民間的慈善組織。
胡佛的措施失敗了，人民覺得他是害美國陷入經濟大蕭條的罪魁禍首。1930年代，失業率攀升到25%，到處是破產失業而流落街頭的人，他們聚在一起，就地取材搭起一座座破棚屋，這裡骯髒又混亂，人民戲稱這些貧民窟為「胡佛村」（Hooverville），用以「紀念」胡佛的失能。
胡佛當了一任就灰頭土臉的下台了，1932年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上任，推動「新政」（the New Deal）。「新政」直接提供失業者和農人紓困金， 對金融業進行改革與管制，並大量興建各種公共工程，創造就業機會，推出許多社會福利政策，並且給予勞工和工會更多保障。
美國中部破產、失去土地的農人家庭大量湧入加州討生活（詳見另一篇文章〈那裡本來就不是天堂，現在更成了煉獄：《憤怒的葡萄》〉），導致加州的農場工人嚴重供過於求，大型商業農場趁機聯手削減工資，不只工資低得幾乎難以維生，還以各種名目苛扣工資，暴力脅迫，工寮也是破舊又骯髒。1930-32年間，加州農場本來就很常為了抗議低薪而罷工事件頻傳，只是都很快就被暴力鎮壓了。有了「新政」的加持，工會更有底氣了；1932年底開始，共產黨透過「罐頭工人與農工工會」（Cannery and Agricultural Workers’ Industrial Union），為罷工行動提供經驗豐富的罷工領袖，他們知道怎麼帶風向、找資源、怎麼鼓舞士氣，使得罷工的規模擴大、勝率也有所提高。
病母逼出史坦貝克大蛻變，初嘗走紅滋味
史坦貝克跟當時大部份的美國人一樣，窮得苦哈哈。他一心要當作家，但對於題材和文字都還在摸索階段，一心嚮往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米爾頓的高大尚，寫出來的小說《至未識之神》（暫譯，To a God Unknown，1933年出版）晦澀難懂又神祕，銷路並不理想。
其實他是很有本錢寫加州農場工人議題的，他是土生土長的加州人，故鄉薩利納斯又是農業重鎮，他自己也曾經在農場當過工人和工頭，在第一線與農場工人互動。只是時機未到，史坦貝克必須先經過一番蛻變──照顧病危的父母。
1933年3月史坦貝克的母親奧莉芙病倒了，病情並不樂觀；5月她中風，半身不遂，照顧母親的重任落到他和妻子卡蘿肩上，幫母親洗澡、一天更換床單十幾次。史坦貝克還是在混亂的照護工作的夾縫中持續寫作。同年秋天，史坦貝克的父親也病倒了，神經受損嚴重。
心力交瘁的史坦貝克還是繼續寫作，也許甚至為了逃遁一個充滿死亡氣味的家，而寫得更加專心投入。他放下了不必要的想太多和自我懷疑，回歸直覺，書寫他真正熟悉、親身觀察過的加州人事物，讓文字從筆尖自然地流瀉而出。1934年，母親離世，1935年，父親離世，這兩年間，他寫下了許多精彩的短篇故事，還有讓他一炮而紅的小說《薄餅坪》（1935），以及他的勞工首部曲《背水一戰》（1936，一念出版社即將出版）。
近身訪問觀察工運人士，創作《背水一戰》
1933年10月，聖華金谷（San Joaquin Valley）的棉田工人發起罷工，超過18,000名工人響應，資方開槍造成2死7傷的慘劇，後來政府介入調停才稍微調高工資。
雖然照顧臥床的雙親令史坦貝克心力交瘁，他搜尋題材的雷達還是開著的。在1933年底，他透過友人引介，認識了兩位曾經參與聖華金谷棉田罷工事件的共產黨員，他們正躲在他附近的住家避風頭。其中一人化名為賽基爾．麥克基迪（Cicil McKiddy），這個24歲年輕人在棉田罷工期間加入罐頭工人與農工工會陣營，負責打字、打雜和在各工寮間跑腿傳話，第一手觀察到罷工領袖派特．錢博斯（Pat Chambers）如何策動、思考和行動。史坦貝克如獲至寶，便出錢請他說出自己的故事。史坦貝克就是靠著這些敘述，在《背水一戰》裡栩栩如生地重建了罷工工人的對話、習性和處境。
《背水一戰》延續了《薄餅坪》的熱銷，史坦貝克儼然成了加州農場工人的代言人。
一個採訪委託案，成了《憤怒的葡萄》的創作緣起
1936年，史坦貝克的父母已經雙雙離世。他開始撰寫《人鼠之間》，這部同樣以流浪農場工人為題材的小說將他推上了另一個高峰。不過，成書之前，他應《舊金山新聞報》編輯喬治．衛斯特（George West）之邀，撰寫一系列文章，報導從乾旱風暴區（詳見另一篇文章）湧入加州的數十萬流民。這個經驗成了他創作《憤怒的葡萄》的契機，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
史坦貝克接下委託後，便驅車前往中央谷地，他探訪了中央谷地各處流民窟，那些流民窟遠看就像垃圾堆，因為打造那堆破屋的材料多半的確是從垃圾堆裡挖出來的。史坦貝克看見焦慮、貧窮又飢餓的流浪農場工人在農場間奔走，努力想求得溫飽，卻屢屢受挫。他們住在田邊骯髒的灌溉溝渠裡，在柳樹林裡挖茅坑如廁，每個家庭都瘦得不成人樣，孩童因營養不良和感染鉤蟲而腹部腫脹，任蒼蠅停留在他們的眼上和嘴上。他們被當地人貼上了「無知」、「未受教育」、「不老實」、「怪異」等標籤，警察動不動就來驅趕，不許他們在一地長時間停留，甚至會直接放火燒掉胡佛村。
流民們唯一獲得人道待遇的地方，就是少數幾座官辦的收容所，那是羅斯福「新政」下的產物，提供了簡易的木棚屋或搭帳篷用的木棧板底座。有共用的衛浴和沖水馬桶（對某些居民來說，這是他們人生第一次看到沖水馬桶）。居民們成立自治會，自行管理收容所的日常運作，還成立了健康、教育與娛樂等委員會辦理相關事宜。一座收容所約可容納400-500人。他們的自律、互助與自尊自重，令史坦貝克深受震撼，這些明明是有心也有能力做事的工人，卻受到加州農業體制的當權者無情的抹黑、壓榨和暴力對待。
史坦貝克交稿後，《舊金山新聞報》嚇得不敢刊，他們很清楚，這些勞工的悲慘處境任誰讀了都會髮指。系列報導終於在10月5-12日間刊出來了，不出所料地引發譁然。編輯衛斯特還特別寫信問史坦貝克，有沒有遭遇到人身威脅。
從《人鼠之間》到《憤怒的葡萄》
1937年2月，《人鼠之間》出版了，立刻衝上暢銷榜，一個月內狂銷11萬冊，一個月後則是每天平均賣出1,000冊！史坦貝克紅得發紫，飽受盛名之累。他走在路上會被人認出來，有瘋狂女子號稱史坦貝克是她腹中孩子的爹，他甚至隨身攜帶防身武器，以防突然遭人攻擊。
但他心裡還一直惦記著去年採訪時遇見的那些悲慘流民勞工，一直嘗試以此為題材寫小說，但怎麼寫都寫不滿意，直到1938年2月，中央谷地的維塞利亞（Visalia）發生洪災，4,000-5,000個流浪工人家庭受到波及，陷入飢荒，地方政府袖手旁觀，中央政府的救災行動則受到地方武裝團體的重重阻撓。史坦貝克奔向當地，不眠不休地投入救災，見證了慘絕人寰的狀況。
極端的憤怒觸發了他腦海中的大爆炸，大爆炸後，《憤怒的葡萄》即將誕生。回到住處後，他將所有的恨意宣洩而出，寫成了一部6萬字的著作，又銷毀。5月，他終於準備好了。他在這兩年來踏查過的流民窟、看見的勞工處境，還有訪談聽到的每一個流浪工人故事，他們的形象、姿態、習慣和用詞淺字一一在他腦中浮現、重組，轉化成他筆下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搬演著全體30萬流民的苦難、掙扎和不屈不撓。史坦貝克花了一百天，就完成了這部近17萬字（英文字）的史詩級巨著。
站在盛名的浪尖，開啟人生新篇章
1939年4月，《憤怒的葡萄》出版，第一年就狂銷超過40萬冊，獲頒「美國國家圖書獎」和「普立茲小說獎」，也是史坦貝克1962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主因之一。
讀者的愛慕信如雪片般飛來，幾乎將他淹沒；瘋狂粉絲私闖民宅，想見他一面、要簽名，也把他嚇個半死。另一方面，史坦貝克也因為書中揭露加州的醜陋面，樹立了許多敵人。批評者攻擊此書是共產黨的政治文宣，惡意要顛覆美國的政治體制。它成為多所加州公立圖書館的禁書，甚至有焚書行動。謠言盛傳，加州的農民聯合會（資方）正密謀要以酒駕或性侵等罪名，誣陷史坦貝克。不論好壞，他無疑成為美國二十世紀偉大作家之列了。
從《薄餅坪》到《憤怒的葡萄》，五年間，他從無名小卒，搖身一變成為家喻戶曉的大文豪。照護的壓力成了隱藏的祝福，讓他沒有多餘的力氣去自我懷疑、自我批判，他只是憑著直覺寫，在混亂的照護生活中構築屬於自己的一方淨土。盡完照顧父母的責任，他則是抓住時代的脈動，將關懷轉向廣大的流浪勞工，寫出了經典的勞工三部曲。也許，生活的重重考驗裡，隱藏了等著萌芽的創作種子，也說不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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