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美國國會很多議員正在努力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禁止中國公司字節跳動擁有的社交媒體應用TikTok。《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做開放民主的國家不等於要任人擺弄》，作者Peter Harrell和吳修銘認為，鑑於中國的黑客歷史，以及在公開市場上輕易購買數據的能力，保護美國人數據的最佳方式是通過立法，首先減少數據收集，並迫使公司加強網絡安全保護——將保護數據的責任從產生數據的個人轉移到處理數據的公司和其他實體。國會應該以數據中介為目標，限制它們可以出售的數據類型和數量，並要求它們知道自己將數據出售給誰，以免危及國家安全。
文章說，TikTok和其他中國公司試圖主動解決安全問題，提出將美國數據存儲在美國的服務器上，並提供源代碼透明度。但無論是現行法律還是擬議中的法律，都沒有提供有效的方法來執行這些自願承諾，或將其強加給抗拒這些承諾的公司。國會應該授權政府實施此類措施，並對不能遵守規定的公司處以罰款和禁令。
作者認為，開放民主的國家並不等於要任人擺弄。接受不平等待遇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事。美國有理由采取自己的限制措施，以此回應中國對美國公司的限制。
從“國務院港澳辦”到“黨中央港澳辦”
新加坡“端傳媒”發表文章《評”中央港澳辦”設立：一個（不）重要的機構升格？》，作者陳楚楚說，以前，黨隔在政府背後，以政府名義處理香港事務更加符合傳統，也是尊重兩制的表現。但是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彰顯黨在香港事務的角色不再是一個禁忌。循此角度，港澳辦升格黨中央辦事機構也是一起重新定義黨和香港關系的事件，當中重點突出黨對香港事務的集中統一領導。事實上，這個變動也更符合實際的權力運作機制，也令“黨管香港”變得更加名正言順。
然而，作者指出，香港的問題——從國家安全、深層次矛盾、人才流失、競爭力下降全部都是官僚機構改革可以改善的嗎？香港問題是“加強黨的領導”和“頂層設計”可以解決的嗎？對於中共的官僚運作來說，解決單一指標的政策是相對容易的，但今日香港面對的是復雜而全局性的問題。今日香港的很多問題不僅是政治認受性的問題，也是權力和利益固化藩籬的問題，還包括民間想像力和創造力受到壓抑的問題。香港需要一個自由、開放、有活力的社會政治空間，但這是一個政治的問題，不是一個官僚的問題。我們可以想像，官僚架構的擴權往往帶來的是指令和紀律，而不必然是解決實質問題的執行力和創造力。
“中國人幸福感全球第一”背後的數字游戲
（Ipsos）最新發布的“全球幸福指數”調查報告，指中國人幸福感全球第一。台灣“上報”發表文章《揭開“中國最幸福”之謎》，作者“馮睎乾十三維度”指出，益普索的報告在中國大陸調查了1000人。先撇開他們是否講真心話，若是隨機抽樣，調查結果尚有某程度的代表性，但事實不是這樣。在中國受訪的“千人幸福代表”，本就屬於高人一等的精英階級，沒有月入百元的農民，也沒有周街可見的韭菜、人礦和孔乙己。
文章說，對這群中國精英來說，幸福從來是唾手可得的，就算在今天中國失業率高企，經濟風雨飄搖的時候，問他們對“國家經濟狀況”和“國家社會政治狀況”的感受，這群幸福代表也表示滿意，幸福感分別達78%和83%，更力壓近年生意蒸蒸日上的新加坡（只有67%和71%）。
作者認為，益普索玩的民調把戲，就是中國人兵法老祖宗孫臏所用的伎倆，即“取君上駟與彼中駟”（用你最好的馬，來跟對方中等的馬來比賽）。明白了這玩法，就知道那排行榜不止得啖笑，更令人懷疑，它是否借民調為掩飾的另類大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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