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覺得哪裡算是你的家？」我在倫敦接受BBC專訪時，主持人在開始錄影前這樣問我。他當時正在看關於我的一些資料：「你才從美國劍橋搬到了英國劍橋——從哈佛搬到了三一學院；你在英國住了幾十年，卻還是持著印度公民身分，我想你的護照上應該蓋滿了簽證。那麼，到底哪裡才算是你的家呢？」當時是一九九八年，我才剛重新回到三一學院擔任院長（所以才有了這場專訪）。「我現在就覺得像在家一樣了，」我說，畢竟我跟三一學院頗有淵源，從一個大學生、研究生、研究員一路當到學校老師。然後我又補充說道，但是我也覺得美國劍橋的哈佛廣場附近那幢老房子就是我家，我在印度更是實實在在的遊子返家，尤其當我三不五時回到從小在桑蒂尼蓋登長大的那間小房子時更是如此。
「也就是說，」BBC的主持人說：「你其實沒有家的概念吧！」「恰恰相反，」我回他：「我是處處是家鄉，我只是不像你們一樣覺得只有一個地方才算作自己家。」那個BBC主持人看著我，一臉的不可置信。
每次只要有人問我這種特定答案的問題，我的回答老是這樣掃人家興。比方說：「你最喜歡吃什麼？」這問題的答案真的太多了，不過我通常會嘟噥著說些蛤蜊細扁麵啦，四川燒鴨啦，噢當然還有雲鰣（hilsha fish）——印度人講這道菜名的時候不發氣音，會唸作ilish mach。然後我還會再繼續說，這道菜一定要用達卡那種加上芥末粉的料理方式才好吃。但是我這樣的回答總是沒法兒讓人家滿意，對方還是會繼續問：「那你真正最喜歡吃的到底是什麼呢？」
「我都喜歡呀，」我說：「可是我不想這一輩子就只能吃哪一種食物。」通常對方都不覺得我給的這個答案很合理。要是我運氣不錯的話，食物這話題通常就會以一個禮貌性的點頭結束——但是一談到像「家」這種嚴肅話題的時候，可就從來不曾就此打住了。「不會吧，一定有某個特別的地方讓你格外覺得這才是家吧？」
為什麼非得是某一個地方才行呢？說不定我就是很容易放鬆的人呀。在老孟加拉人的話裡，「你家在哪裡？」這個問題有個特別的意義——這跟英語裡問這問題通常要表達的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家——我們稱為ghar或baḍi——指的是你們這一家的祖籍在哪，不管你跟你父母爺奶是不是還住在同樣的地方。這種用法在整個印度次大陸都有人用，如果遇到得用英語溝通的時候，有時就會轉譯成某種印度式英語獨有的圖像概念：「老家在哪兒呀？」你的「老家」可能是好幾代前的祖先斷然離開的故土，說不定你自己從來都沒去過那地方呢。
我出生的時候，我們家住在達卡，不過我其實不是在達卡出生的。那是一九三三年的深秋，我後來才知道，那一年歐洲有許多家庭歷經了家破人亡的慘劇。包括了作家、藝術家、科學家、音樂家、演員與畫家等六萬多名專業人士紛紛遷離德國，大多數都搬到了歐洲其他國家和美國。其中的少數人——通常是猶太人——則到了印度。達卡現在是個生氣勃勃、腹地廣大，甚至會讓人迷路的大都市，是孟加拉活力滿滿的首善之區，但當年可還是個靜謐的小地方，生活步調緩慢優雅得多。我們當時住在達卡的瓦里（Wari）這個古老城區，離達卡大學所在的拉姆納區（Ramna）不遠，我父親阿許托許・沈恩（Ashutosh Sen）就在那裡教授化學。這片區域都算是「舊達卡」——新達卡就是從這裡向外擴展出去的幾十哩地。
我爸媽在達卡過得很好。我跟小我四歲的妹妹曼如（Manju）也過得很開心。那棟房子是我在達卡法院當法官的爺爺夏拉達・普拉薩德・沈恩（Sharada Prasad Sen）蓋的。我大伯吉騰札・普拉薩德・沈恩（Jitendra Prasad Sen）很少過來，因為他在孟加拉的好幾處公家機關任職，不過他逢年過節回到我們達卡老家來（尤其是還帶著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堂姊米拉蒂［Miradi］同行）時，就是我小時候最開心的時候了。我們還有其他堂表親住在達卡（欽尼卡卡［Chinikaka］、喬托卡卡［Chotokaka］、梅達［Mejda］、巴布亞［Babua］，還有好多）；我和曼如都快讓他們給寵壞了。
我那四處漂泊的大伯的大兒子（他的名字叫巴蘇［Basu］，但是我都叫他達達馬尼）在達卡大學讀書，和我們住在一起。他對我來說就是各種智慧和歡樂的泉源。他會帶著我去看適合小孩子看的精彩電影，也是因為他我才認識了我那時以為的「真實世界」，就像是《月宮寶盒》（The Thief of Baghdad）那類奇幻片所描繪的那樣。
我的童年記憶還包括了去父親實驗室玩，看著他們將一種液體倒進裝著另一種液體的試管，當我看到試管裡生出了完全不一樣的新奇結果，真是興奮極了。父親的助理卡林（Karim）總是會表演這種浸泡實驗給我看，他每次的演示也總是讓我歎為觀止。
我十二歲時，沾沾自喜地頭一次用梵文讀到了順世論（Lokayata）的說法，也就是印度自從西元前六世紀就盛行的唯物論學派，當時我讀到他們關於生命化學基礎的理論：「這些物質元素本身，一化成為身體，就產生了意識，猶如某些材料一經混合就會生出迷醉的力量那樣；一旦這些元素不再，意識亦立即寂滅。」這番話頓時就讓我想起了實驗室裡的那些往事。我當時覺得順世論這番類比好令人難過——我好希望自己的生命不僅只是化學組合，更討厭那什麼「立即寂滅」。儘管後來我又長大了些，學到了關於生命的其他理論，但是達卡大學的化學實驗室和卡林所演示的那些實驗卻始終在我腦海裡盤桓不去。
我知道我是達卡人，但是我也和許多孟加拉的都市人一樣，認為自己的老家在遠離都市的鄉下，是兩代以前才搬到了城裡來。我的老家，也就是我爸爸這邊的祖籍是在曼尼克甘吉（Manikganj）區一個叫做麥托（Matto）的小村。這小村離達卡其實不遠，但是在我還小時，要到那裡可得花上大半天——多半是搭船走水路過去。現在從達卡到麥托的馬路鋪得還不錯，只要幾個小時就到了。我們以前通常一年回去一次，每次都待上幾個星期，我那時總會格外放鬆，覺得自己回到老家了。我們在麥托那裡也會跟其他小男生小女生玩在一塊兒，他們也同樣是從遙遠的外地返鄉過節。我們就保持這樣一年一聚的友誼，等該回城裡的時候到了，便互道珍重，各自分飛。（推薦閱讀：風評：連月「生不如死」，彰化升格恐成痴想）
＊作者為哈佛大學經濟系與哲學系教授，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家在世界的屋宇下：諾貝爾獎經濟學大師阿馬蒂亞．沈恩回憶錄》（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