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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

從一無所有,到現身:活在電影中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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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 2019年05月24日09:41 • 發布於 2019年05月25日05:00 • FOUNTAIN新活水

文|但唐謨 

2018年《誰先愛上他的》獲得多項金馬獎獎項;2017年《日常對話》拿下柏林影展泰迪熊獎【註】…… 在台灣電影文化中,同志片一直有著鮮明的重要性。從解嚴前到廿一世紀,台灣同志電影在歷史的推動下,呈現了相當特殊的面貌。

解嚴前的同志流行文化,幾乎沒有歷史脈絡可循,唯一為人熟知的文本,或許是白先勇的小說《孽子》(1983),描寫國民政府兵敗來台後台灣社會性別/父子/父權/國族的衝突。導演虞戡平在1980年代把《孽子》拍成了第一部台灣同志電影。當時仍在封閉戒嚴,許多重要的情節都被剪掉,最令人惋惜的是,這些被剪的部分都被銷毀,後人再也無法追朔。解嚴惡法,扼殺了同志創作(以及所有創作)。

1990年代:透過電影展現同志樣貌

同志議題也可以「為國爭光」。同志,也漸漸透過電影,被了解,被接受。

解嚴後的1990年代台灣百花齊放,同志議題彷彿脫韁野馬,大舉進攻文學,劇場,新興的網路,夜店,秀場(紅頂藝人),以及電影。「同志」二字本來自香港作家,1991年金馬影展邀請香港導演林奕華策劃了「同志電影專題」,不但把「同志」帶進文化領域,這兩個字,從此也成為同性戀在台灣社會的代名詞。

當年的金馬影展同志電影放映現場,同志三五成群,相約進戲院看電影,在《沙漠妖姬》放映前後,長春戲院妖氣沖天。台灣同志幾乎是第一次可以在公開共場合(異同混雜的空間),集體以同志面貌(扮裝妖異)出現,不用在黑暗的午夜,不必在幽閉的地下室,光明正大地現身。這場意外的現身,全來自電影的神奇魔力。

九○年代的同志的電影,趕上了國際影壇開始重視華語電影的年代。陳凱歌《霸王別姬》(1993),李安《囍宴》(1993),蔡明亮《愛情萬歲》(1994)分別獲得了坎城,柏林,威尼斯的大獎。社會大眾對同志僅管有疑慮,但看到國產同志片拿到國際大獎,也漸漸不再覺得同志是那麼「奇怪」,至少知道,同志議題也可以「為國爭光」。同志,也漸漸透過電影,被了解,被接受。

公視在2003年播出20集連續劇《孽子》,以文學電視電影的格式,重新影像化《孽子》。這齣劇群集台灣多位資深演員,大受文化界矚目,也在同志圈引發了一陣旋風。同志議題從來沒有如此盛大地佔據在公共領域(公共電視)。該劇的官網討論區,幾乎變成了同志網路論壇,湧出了大量的同志批評討論文字,集結成一種「次文化」。這齣劇的播映,也是台灣同志史上驕傲的里程碑。

2000年代:伴隨成長主題出現

從解嚴後到2000年初,電影幾乎代表了台灣同志流行文化。許多同志酒吧紛紛以電影為名,例如「費城」「鳥籠」,然後漸漸出現了「愛情萬歲」,「囍宴」等以國產同志片命名的夜店。在這場尋找定位與認同的過程中,電影一路伴隨著同志的成長。

《囍宴》之後,同志電影越來越「見怪不怪」。2001年關錦鵬《藍宇》的演員劉曄,首度以同志角色獲得金馬獎最佳男主角。我們的觀眾已經很習慣同志議題與同志角色了。然而2000年代完全以同志為主題的電影並不多,大部分同志議題的電影,經常伴隨著成長的主題。

例如在易智言《藍色大門》(2002)中,同性愛慕是成長困惑中自我追尋的一部分;陳正道《盛夏光年》(2006),也討論認同成長,描寫遠離都會地帶的東部三個少年少女的性覺醒。陳映蓉的《十七歲的天空》(2004),則以喜劇形式描寫台北都會的同志流行文化,是比較少數單純以同志為主題的電影。而鄭有傑的《陽陽》(2009),則創造了一個溫柔細膩,但是依然男性魅力的男同志角色。

男同志電影,免不了販賣臉蛋身材,例如台灣同志電影男神張孝全;相對而言,女同志電影比較多元。紀錄片導演周美玲創作的一系列同志電影,呈現了同志身體的多樣性。《豔光四射歌舞團》(2004)主角的身體,白天是道士,晚上變成扮裝妖姬,兩種身體呈現都帶著濃濃的妖異(camp)性質;《刺青》則利用身體上的圖案刺青作為一種隱喻;三段式的《漂浪青春》中,出現了老年同志,易裝的老人,盲女,高個子的女孩等非主流的同志身體。

從解嚴後到2000年初,電影幾乎代表了台灣同志流行文化。許多同志酒吧紛紛以電影為名。

台灣:成長認同 V.S. 西方:性別認同

台灣同志電影和世界同志電影之間,有著相當有趣的差異性。西方同志片喜愛討論性別認同,同志社群,愛滋,同志社交,或者以同志妖氣為賣點的喜劇等等;但是在台灣同志電影中,成長認同的重要性遠高於性別認同;西方電影常見的夜店,健身房,同志「姊妹掏」在台灣電影中都非常少見。西方/香港的同志電影或同志角色,都一直有醜化同志的邪惡歷史;但是台灣電影中從來沒有醜化過同志,或者過度陰性化男同志/誇張化女同志;也很少悲情化同志;除了少數,例如蔡明亮的《河流》。

同志的悲情,大部分都留在歷史當中,例如白先勇一系列改編的電影/電視。我們自已從生活中誕生出來的同志形象,大都是清新美好,同志愛情都是值得同情讚美(當然我們都還記得那部以傳教為目的的反同電影《我看見獸》(2007),根本應該整個被「燒毀」)。台灣同志電影的「小清新」或許是因為(同志)電影觀眾都屬於年輕族群;而網路世代的今天,以腐文化發展出來的網路劇集《HIStory系列》,則更開發了另一種同志面貌的呈現。

西方同志電影中盛行的愛滋議題,以及男同志放蕩不羈的性愛,並非完全沒有出現在台灣電影。但是此二者彷彿是「禁忌」,只可出現在公視劇集,或學生電影;一旦較主流的電影出現狂亂的男同性愛,就會被冠上「負面化同志」的污名;然而純粹為享樂而不以生殖為目的性愛,本來就是同志的重要屬性;卻無法出現在台灣電影,這也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於同志的接受度,也僅止於「小清新」,無法面對有血有肉的真實同志。

紀錄片導演陳俊志《沿著海岸線徵友》(2007)靈感來自鯨向海的詩句,這部短片呈現了2000年代台灣男同志間盛行的「轟趴」文化,把男體與性愛表現在詩化的影像;而這段九○年代末興起的同志文化,也在楊雅喆《女朋友.男朋友》中驚鴻一瞥,片中一場「酒池肉林」的同志婚禮派對,喚起了1990年代電音,妖豔的同志生態記憶。或許也是台灣電影中第一場同志婚禮,彌補了《囍宴》過度保守的遺憾(《囍宴》中並沒有同志婚禮,只有假的異性戀婚禮)。

愛滋,一直是醜化同志的重要利器,台灣主流電影除了《漂浪青春》,幾乎沒看過任何同志愛滋角色。如此一種不管歧視不歧視都閉口不談的態度,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於愛滋仍然存在著某種恐懼疑慮。新同志導演吳星翔的《紅樓夢》,描寫台北男同的淫慾世界,片中的每個角色好像都有愛滋病;而看起來像是有病的人,其實沒有(反之亦然);根據導演所言,當演員詢問他演的角色是否有愛滋?導演回答:我不知道,你自己決定。這種態度把愛滋放在一種超級「平常心」的位置,也把台灣電影中的愛滋議題,從一無所有,一口氣跳到了極端進步的觀點。

一旦較主流的電影出現狂亂的男同性愛,就會被冠上「負面化同志」的污名。

台灣的同志電影/同志角色,確實是從一無所有的誕生出來的。從《孽子》到《日常對話》,從沒有同志範本可循,直到今天台灣電影在十年間拿了兩個泰迪熊獎,即使我們的同志影像仍有不足,但是每一個畫面,都是從台灣特殊的歷史與社會現象中,孕育而生的。如今台灣的同志政治正面臨著巨大的轉型,這一切都會為未來的台灣同志電影,提供源源不絕的養分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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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泰迪熊獎(Teddy Award):是柏林國際影展專門為影展中各個單元反映LGBT題材的電影所設的一個專門獎項,1987年首次頒發。台灣電影《刺青》(2007)及《日常對話》(2017)皆曾獲得泰迪熊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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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1

  • 還是那句話,裝錯身體
    2019年05月25日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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