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化民營書店的架上書籍。圖／西西瑪 提供
「12 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裡，有一半以上都被列為敏感詞呀！簡直扯淡！」
如果這一段抱怨出自幾位台幹，躲在位於某個偏遠的工業園區、名不見經傳的餐廳包廂中，那倒也沒什麼稀奇。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一場飯局位於天子腳下的北京西城區，餐桌上坐著時任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的重要官員、新華書店體系中的幾位高管和中國某國營事業戰略投資部負責人和筆者。
關於新華書店所扮演的角色，相信讀者們應該比較不陌生──它是中國官方圖書、教科書流通販售的唯一管道。至於這個「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單就百度百科上的敘述，想必能真正清楚它職責所在的就未必有幾人了。
首先，它隸屬於中共中宣部，乃是黨的喉舌，「研究院」一般代表政策的制定的幕僚單位，據筆者一位熟悉相關體系的同事，用最直白的話解釋就是──研究中國新聞、出版品審查制度如何與時俱進的單位，也是中國出版集團及其旗下出版社的隱形指導單位，相關負責人幾乎每一段時間都要接收最新的審查指導意見或參與培訓，確保編審人員「清楚規矩」。
中國出版品審查制度的存在與嚴厲，相信早已沒有人質疑，只是它是如何運作的？是否存在特例？現今又朝著什麼方向發展？筆者就從過去在行業中闖蕩多年的經驗與讀者們分享。
出版審查制度的真實「內情」
在中國，民營出版社想要生存有兩個必需條件：第一，具有取得穩定且合理價格的「書號」來源；第二，對中國審查內規清楚的「老鳥」編輯人員。
筆者過去的工作正是與這些出版商交涉、挑選品種，因此有幸一窺究竟。
一般而言，中國出版品「官方」的最高指導原則為 2001 年國務院所頒布的《出版管理條例》，當中第三章也確有明確條列出版品不得含有的 10 項內容。只是這與責任單位──新聞出版署內部實際的審查機制相比，其完整度仍遠遠不及。
據業內人士透露，新聞出版署的審查制度將出版品依敏感程度分為9 個等級與4 種發行對象，每個等級的具體操作性原則，諸如哪些人名、事件、敏感詞都有詳細的表列。最高敏感等級是連六四、法輪功、太子黨……等內容皆能一字不刪完整揭露的。當然，發行對象僅限於某些單位廳局以上官員。因此，許多媒體過度渲染中國官員的封閉、對歷史、國際局勢的狹隘，其實是不精準的。
除非，書發給他們也不看，那當然就另當別論了。
中間的幾個等級，大致針對黨員、黨校、學術機構等有部分尺度上的放寬，但據說差別只在關鍵敏感詞的「出現」與否，只是一旦要針對這些敏感詞做進一步的詳細解釋或評論，就不得其門而入了。
尺度逐年放寬，比外界想像中更開放
以上的介紹大約是筆者 5、6 年前剛入行的標準，不過近年隨著網路時代的到來，以及上一代審查人員的凋零老去，尺度確實有一再放寬。
例如：2007 年吳曉波的《激盪三十年》敢於探討計畫經濟的崩潰、國進民退方略下，國有資本對民營企業的壓迫，立場鮮明，用詞直接，算是 15 年來第一塊敲門磚；劉晗的《想點大事》敢於清晰直白的論述美國立法精神，間接對比出中國法制的原始、僵固，並以大量不合理的中國地方法院判例為例，直接挑戰權威；薛兆豐的《薛兆豐經濟學講義》直接點出中美貿易戰中，中方關稅反制的不智，更形容就像「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張宏傑的《簡讀中國史》中反覆探討中國歷朝歷代大一統郡縣制的缺陷，以及造就官僚體系腐敗和改朝換代勢力崛起等議題，雖然絕口不提當今時政，但只要稍加聯想，以古諷今的味道還是非常明顯。
如果實際走一趟方所、1200、西西弗、言幾又這些新一代的中國民營書店，你甚至會看到討論自殺、屠貓、戀童癖、殺母……等尺度寬到不可思議的議題，稍稍將目光往上飄，不乏中信出版集團等國營出版社，就算在台、港圖書批發零售打滾多年的筆者，都未必能看到類似尺度的書籍。
理性的評論，中國審查制度為人所詬病的，還是在於突如其來的政治事件，使得條例得以無限上綱、人治解讀，令某些作者、出版品被「一夜拉黑」。筆者過去所負責的書店，更常連夜收到地方政府突如其來的行政命令，強制清查或下架某些書籍，更有不定期的突襲檢查，搞得人仰馬翻不說，更有可能因一時的疏漏，被要求強制停業、受罰等。只是這些書籍出版一如「覆水難收」，即使當局再怎麼限制與防堵，終究難追溯至每一位民眾的書架與檯面下的流通管道；因此總體而言，出版審查並不如外界以為得那麼絕對、那麼「滴水不漏」。
其實，群眾思想的覺醒並非僅在於知道或不知道哪些內容敏感的人、事與文字，終究要相信人聯想、類比、反思的能力。若你也有機會實際到中國的書店走走，相信那微小而透亮的火光，會讓你看到希望的火炬，或許終會在那麼一天熊熊的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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